上一版
这是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他用毕生精力践行着音乐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为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音乐史诗传遍全国，成为当时抗战的号角。
中国需要“救国的音乐”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出生前父亲已去世，母亲在一艘船上生下他，出生夜唯有大海和满天星辰为伴，故取名“星海”。冼星海从小跟随外祖父学吹竹箫，听母亲唱诵南粤民歌，“顶硬上，鬼叫你穷，铁打心肝铜打肺，立下心肝去挨世……”这首小曲《顶硬上》唱出母亲早年独自抚养小星海的艰辛，也唱出中国底层老百姓坚忍顽强的性格。
1919年，冼星海进入新加坡养正学校学习，不久进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后升入大学预科。出众的音乐才能，使他成为岭南大学的“名人”，在养正学校军乐队中学习到的单簧管演奏，让他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
1925年秋,冼星海进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音乐系学习，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外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7年，他考入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兼修作曲理论。后来参加了由田汉组织成立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929年7月，冼星海发表了《普遍的音乐》，提出“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而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了他毕生的追求。
吸纳着来自人民的心声
1935年5月，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谢绝了学校方面的挽留，回国积极投入抗战歌曲的创作和救亡活动中，誓要让自己的“音乐创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其间创作《我们要抵抗》《战歌》《救国进行曲》《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青年进行曲》《运动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定期到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为贫苦孩子创办的“山海工学团”，教他们唱救亡歌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冼星海参加由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在武汉，他与张曙等组织了几十支歌咏队，深入学校、农村、厂矿、部队。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参加劳动，教他们大合唱，组织歌咏大游行。他自己在评价这段时期的音乐创作活动时说：“我的作品那时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民的感情。”在此基础上，冼星海创作了《保卫卢沟桥》《保卫武汉》《在太行山上》《游击军歌》《到敌人后方去》等不同形式的抗战救亡歌曲。他还写文章号召大家用音乐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同胞们，这是我们争取自由的日子!我们要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
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对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工作的种种限制，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和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变得极为困难，这时他听到延安的召唤。延安鲁艺寄来了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书，他决定去延安。
人民的音乐家
一进延安，“许多新鲜的印象都来了”，这是冼星海在以前没见过的景象：错落或整齐的窑洞，像桥穹一样的石砌房屋，古旧的城房蜿蜒在山上……“组织的关怀，高涨的群众革命热情，以及活跃的延安文艺生活”都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灵感，《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在这一时期，他的音乐思想进一步成熟，先后发表《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作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等有影响力的文章。
1939年5月15日，冼星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希望加入组织后，能够积极工作，政治的认识更加强……使作品能真正创作出民族的呼声。”
1939年，光未然两渡黄河到达延安，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令他印象深刻，遂创作了一首组诗《黄河吟》。在一次联欢会上，冼星海听到光未然的激情朗诵，他热血沸腾。他向诗人要来手稿，一头扎进小屋，六天六夜，历史巨作《黄河大合唱》诞生了。
1939年5月11日，在纪念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毛主席和所有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充满激情的旋律所打动。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在追悼大会上，毛主席写下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正如冼星海在一封家书里所写的：“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的贡献给民族，一切献给党，不要时常挂念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冼星海的作品，始终是凝聚力量、鼓舞人民、催人奋进的战歌。
（《光明日报》4.12 马毓 高洁）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