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乡村教师知识分子身份的公共性

    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历程，中国乡村建设中乡村教育又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场域，毕竟它从源头而来，又指向未来而去。所以，乡村振兴进程中发展乡村教育应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引导，让乡村教师成为这一制度的践行者。

    这里强调乡村教师身份的知识分子性，而非教师职业。正如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所言：“但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可见，“公共角色”和社会担当才是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属性，而非单一的“能干”教书匠身份。当然，乡村教师也天然包含了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良知”系统和“人心”逻辑——指向《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所以乡村教师知识分子，应是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合体，惟其如此才最符合中国乡村的实际和现代发展现状，也最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事实上，城镇化加剧让乡村教师知识分子身份与城市及公共性参与产生了疏离，无论是空间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可谓日渐式微，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则迫切要求重构乡村教师知识分子身份的公共性。

    首先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尊重乡村教师知识分子群体，充分认识乡村教师对乡村文化发展的重大基础性影响，以切实的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扶持，极大提升乡村教师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从而激发其历史使命感。其次是多种措施并行，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乡村文化生态语境，让乡村教师可为并有所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提升乡村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角色价值认知，新时代背景下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刷新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新技术与新理念、焕新乡风民俗等多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性与提高公共性参与度。

    （《社会科学报》3.23 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