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革命着、写作着、教育着

    他是诗人，从小沐浴在岭南诗风中，青年时期因诗歌才华崭露头角，得到成仿吾赏识，成为创造社一员；他是文化战士，创作的诗歌、小说深度介入“文艺大众化”“文艺民族形式”“文艺主观论”等论战，发出革命者的呐喊；他还是文艺学学科的开拓者，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了第一部高校文学概论教学大纲，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文艺学研究生班。他就是早在抗战时期便被人们尊称为“黄大师”的北京师范大学文科一级教授——黄药眠（1903-1987）。

    创造社里的岭南才子

    1903年，黄药眠出生于粤东北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一个偏僻小城。尽管家境贫寒，不识字的母亲却晓得读书的好处，因而时常带他去旁听童生和秀才们说唱“西厢”“聊斋”。某天，他独自念起《西厢记》词句，秀才们便建议：“这个孩子可以读书。”

    于是，自1911年秋至1921年夏，黄药眠先后在梅县县立高等小学和梅州中学求学。那时正值“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浪潮也吹到梅州。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撞击着他的心灵，作为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的秘书长，黄药眠在当地爱国学生活动中扮演着骨干角色。

    大学期间，黄药眠醉心于伯格森和尼采的生命哲学，还阅读了彭斯、华兹华斯、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名著。在中西浪漫主义文学滋养中，他开始写诗，成为校园里有名的“才子”。

    1927年9月，在大革命失败的浪潮中，黄药眠应成仿吾之邀来到上海，正式加盟创造社。工作之余重新整理了36首诗歌，由此形成其处女诗集——《黄花岗上》。茅盾称赞，“既有自由浪漫的现代情怀，又兼具楚辞的古风雅韵”。

    年轻同志的“黄大师”

    在创造社，黄药眠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烟》、格莱哥里夫人的独幕剧《月之初升》、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工人杰麦》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是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整个世界。”

    1938年11月，黄药眠辗转抵达桂林，任国际新闻社总编辑和“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桂林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当时汇集了艾芜、艾青、田汉、夏衍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文艺创作盛况空前。然而，国统区文艺在黄药眠看来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抗战诗歌陷入“革命的空喊”，并在西洋流派影响下“空泛地追求形象，华彩和刺激”，导致诗歌走上歧途；二是文艺思想领域“主观战斗精神论”影响巨大。对此，黄药眠一边组织讨论，如“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民间文学问题”等；还组织了文艺讲习班，召集青年来培训，请老作家来做报告或讲授创作经验，另一边则身体力行地通过著述来回应。1944年出版的《论诗》共收入14篇诗论，是黄药眠出于“诗人”经验又立于“革命者”的高度对诗歌理论问题的集中把脉。1948年出版的《论约瑟夫的外套》收入7篇论文，是黄药眠对“主观战斗精神论”的系统批评。他回忆说：“首先要搞明白，这个主观是什么阶级的主观，如果不研究清楚作家的阶级观点是什么，而拼命去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这是非阶级论。它不仅抹煞作家的阶级立场，模糊作家的阶级意识，而且助长文学上的个人主义，不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播到国统区后，黄药眠接连发表系列文章，对“文艺主观论”集中反驳。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这是驳斥舒文的若干论文中间最好的一篇。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层层剖析……也就博得了若干共鸣，余音袅袅，至今未绝（特别是因为它穿上了‘约瑟夫的外套’）”。

    1944年，黄药眠辗转撤退到广州，尝尽艰辛冷暖，创作出被称为“抗战史诗”的《桂林底撤退》，写尽战争中百姓生死别离的苦难。“我愿意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竖琴/为千万人的悲苦/而抒情！”这一深情呐喊，不仅表达出黄药眠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还将其“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歌”的革命理想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该诗1947年正式发表后，在文艺界引发轰动。

    1946年3月，黄药眠离开广州抵达香港，出任“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兼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光明报》主编，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从桂林到香港，黄药眠的立德、立言、立行，有口皆碑，在青年中威望极高。正如老友林焕平所言，“药眠同志是后期创造社的诗人、活动分子，在文坛上，也是青年诗人的前辈。因此，这群广州的青年诗人都称他为‘黄大师’。以后在桂林、香港，年轻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对于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黄药眠自述，“过去自己一天天苦闷彷徨，对于国家危亡和人民困苦，只是有些同情，只会自己叹息，而无可奈何。所以认识到这些以后，就决心跟共产党走。愤然把那些忧愁、哀叹、彷徨、苦闷都抛到垃圾堆里去，决意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

    文艺理论的“拓荒者”

    在新中国，黄药眠主动选择投身教育事业，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一级教授、中文系主任。龚兆吉在《缅怀先生两三事》中提到，“在1957年以前，先生带研究生、进修教师时期，规定每月一次学术交流座谈会，汇报评说报刊上所发表的评论文章、新出版的重要作品和文学动态，文学理论教研室人员必须出席发言……讲课不能只讲我国古代的《诗经》《楚辞》、杜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方的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郭沫若固然要讲，现在的作家作品绝不可忽略，尤其对当前有争议的作品必须讲，以防止将学生引向故纸堆中去而忘了现实”。

    1956年7月，《文艺报》连载刊出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他成为美学问题争论的“点火者”，拉开了“美学大讨论”的序幕。为响应“双百”方针，同时更好地进行美学问题的争鸣，黄药眠举办“美学论坛”，先后邀请“美是客观说”“美是主客观统一说”“美是客观社会统一说”的代表性学者做了7场报告，引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媒体报道。尤为重要的是，报告经整理公开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

    1978年后，古稀之年的黄药眠在历尽磨难后身体已经很虚弱，却仍争分夺秒地重新投入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在散文集《面向着生活的海洋》中，他写道：“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人梯，让后代的人一个个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有些人可能一直攀登到智慧的峰巅。”黄药眠本人，既是创造者，也甘做人梯，其一生，革命着、写作着、教育着……

    （《光明日报》3.20 李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