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充满变数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现象，不同要素在特定时期单独或组合地成为过权力生产的基础。数据与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技术置换权力机制得以开启，权力流动更为灵活和频繁，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将发生多面向变化。

    超级企业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主体组成从国家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枢纽部门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部门格局从散点状结构转变为伞面状结构；领头国家的出现使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从整块式结构转变为翘板式结构。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促使了领头国家的出现，领头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显著优势会帮助其打开一条权力流动通道，让其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包括：领头国家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领头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合作或技术援助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领头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芯片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

    这就改变了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使其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形成一个“翘板式结构”，即一部分配置在本国疆域内，一部分配置在领头国家疆域内。翘板的偏斜方向主要取决于人工智能弱国对领头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人工智能弱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依赖程度越低或自主自给程度越高，就意味着越少的国家治理权力流出，反之，依赖程度越高或自主自给程度越低，就意味着越多的国家治理权力流出。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充满变数，权力流动背后的责任匹配与技术霸权问题有待思考，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预判值得期待，中国或许可以贡献独到的智慧方案。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梅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