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化叙事不能解释中国历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中趋于没落的帝国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逐步复兴。他们借鉴后殖民主义、新社会文化史、全球史等理论，重审和书写过去的殖民帝国，由此出现所谓“新帝国史”。然而，一些学者并未将“新帝国史”局限于西方，而是将其扩大到非西方世界，形成解读非西方国家历史的“帝国”化叙事，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如此。

    套用“帝国”歪曲中国历史

    西方学者对“帝国”的界定，强调的是“征服”“从属”及“殖民”等。英国学者斯蒂芬·豪认为，“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复合的、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单位，通常通过征服而建立，被划分为统治中心和从属的（有时是遥远的）外围”。这样的定义，显然是以罗马帝国及近代西方殖民帝国为模型引申而来，帝国通过征服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帝国结构，这是一种由征服民族统治被征服民族的不平等政治结构。当西方学者将这一“帝国”概念用于中国时，自然照搬此套话语描述古代中国。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还从“帝国政治”角度解读中国历史变迁。他们提出，维持“中华帝国”运转的，是一种强大的帝国传统与自觉而复杂的治国方略，在长逾两千年的时间里，接连更替的中国王朝不断传承“帝国”这一衣钵。可以看到，这种“帝国”化叙事无法合理解释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与文明延续问题。

    “帝国”化叙事是一种话语霸权

    在“新帝国史”理念影响下，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帝国”化叙事，带有明显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色彩。一些学者从“新帝国史”理念出发，声称要反对世界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论”，于是在其著述中强调中国等东方“帝国”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然而，这种做法实际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即以西方帝国史思维将东方国家“帝国”化，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其历史。

    伯班克和库伯的清朝“扩张”论和米华健所谓“清帝国主义”，都是这种思维产生的结果。伯班克等认为，中国历史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帝国体制”和“帝国观念”在起作用。显然，这是以西方历史为参照推想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因为在西方世界，罗马帝国虽然衰亡了，帝国理念却延续了下来。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称霸世界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之时，为了给其侵略扩张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将中国描述为“愚昧”“野蛮”“停滞”“落后”的社会，把对中国的侵略粉饰为履行“文明使命”。然而，随着中国获得民族独立及经济快速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以“中国威胁”论取代“中国停滞”论，以“帝国”话语取代“文明使命”话语，以“帝国史”范式解释中国历史，关于中国的“帝国”化叙事充斥于西方话语中。西方关于中国的“帝国”化叙事，完全是出于自身需要想象和建构的一种“东方主义”话语。

    “帝国”化叙事实质是为西方帝国主义辩护

    西方学者基于“帝国”概念形成的史学观，将“帝国”说成自古至今世界历史上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提出“世界史就是帝国史”。由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上所有大国，都以“帝国”身份被纳入这种叙事之中。这种泛“帝国”化叙事，实际稀释了西方殖民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20世纪初以来国际学术界对西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批评。

    自20世纪初以来，思想家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将矛头对准西方殖民帝国，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的产物。“帝国”和“帝国主义”等概念，反映了近现代西方列强侵略非西方国家的不光彩历史。

    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将“帝国”概念用于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将属于西方国家的标签贴在非西方国家身上。“帝国”被普遍化之后，意味着中国等古代东方大国也是有“扩张”行为的“帝国”，“帝国主义”就不只是西方历史上的特有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由此，在世界历史叙事中，西方“帝国主义”行径及其负面影响被稀释了。从这一角度看，“世界史就是帝国史”这一命题，变相起到了为西方帝国主义行为辩护的作用。

    （《北京日报》2.13 刘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