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首提“人才”概念系统论人才

    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全书共85篇，实存84篇，内容广涉哲学、文学、美学、天文学等各方面。其中《累害篇》中的“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在中国古代第一次使用“人才”概念，《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状留》《定贤》等十多篇文章专论人才问题，系统地探讨了人才的价值和标准、类别和层次、成长和使用等问题。

    王充列举了从先秦至汉的大量历史史实，论述了人才在国家兴衰治乱中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而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首先就必须具备一双识别人才的慧眼。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在王充看来，选贤识佞，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德”与“才”。

    “德”即品德、德行，是人才的道德前提。在《答佞篇》中，王充指出贤佞之别实则君子与小人之别，两者“殊操异行，取舍不同”，道德品行不同，行为取舍的标准也不一样。君子会用礼来克制自己的私心杂欲，“以礼防情，以义割欲”，做到循道而行；小人则放纵贪欲，“逾礼犯义”，以不正当的方式献媚讨好，故“观贤由善，察佞由恶”。在《定贤篇》中，王充列举了社会上流行的以高官富贵、事君寡过、选举皆善、人众所归、民心歌咏、居职有功、孝父弟兄、全身免害、委国去位、恬淡无欲、口辩辞巧、将兵御众等20余条判断人才的标准，并一一对之进行了批驳。在王充看来，外在的权势、富贵、荣誉、地位、事功和名节等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作为判断人才的标准，定贤的绝对标准只能是“善心”，即“德”。这就有力地抨击了当时已弊端丛生、名不副实的察举选贤之法，将人才价值的最终决定权交还于人自身。

    “才”即才能、能力，是人才的知识基础。王充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即知识就是力量，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识与学问，才会具备相应的能力，掌握的知识不同，所具备的能力各异，也便构成“才”的多样性。从农夫到士卒、工匠到壮士、佐吏到贤儒，每个人都有其所赖以生存之“力”。“力”又分为两类：一为筋骨之力，即体力，如“垦草殖谷”的农夫之力、“勇猛攻战”的士卒之力、“构架斫削”的工匠之力、“举重拔坚”的壮士之力等；一为仁义之力，即知力，“治书定簿”的佐史之力、“博达疏通”的儒生之力、“论道议政”的贤儒之力等。王充指出，“人生莫不有力，所以为力者，或尊或卑”，意为人皆具备一定的能力，只是发挥能力的工作有高低之分。因此，若论“才”之高低，只要在各自所擅长的领域进行优良对比即可。

    那么如何成才？在《实知篇》中，王充明确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提出“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的人才学成论，充分肯定了“学”在成才中的重要性。

    又如何选才用才呢？首先，要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使用。《累害篇》载：“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这即是说统治者要善于发现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选贤使能，才能避免人才流失、造成资源浪费。其次，选人用人的主体即“选士者”或“将”，本身要具备一定的德行与能力素质。王充说，“长巨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地方长官只有自身操行高洁、才智过人，才能发现、察举和选用才高行洁之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再次，选人用人时要坚持人尽其才、量才为用的基本原则。为政用人时，切忌大材小用，把将才当士卒、儒士当俗吏，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学习时报》1.16 龙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