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为什么能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爱国名言源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

    “正始”是三国时期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年间，正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朝政黑暗腐败。为逃避灾祸，魏晋士人只好消极避世，“清议”逐渐转为“清谈”，玄学开始兴盛，史称“正始之音”。顾炎武认为，魏晋风流名士崇尚清谈，导致儒家主流价值观崩溃，从而导致“国亡于上，教沦于下”。他深感明末心学空谈误国，明朝灭亡与社会各阶层未尽到道德伦理责任有关，因而借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灭亡原因，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之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和“天下”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但顾炎武认为，“国”和“天下”存在本质差异，“亡国”和“亡天下”不能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如果整个民族礼义丧失，道德沦丧，文明堕落，将天下不保。

    在这里，“天下”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指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在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基础上，顾炎武进而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保国”和“保天下”息息相关，维护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以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其次，“保国”和“保天下”的责任主体不同，“保国”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而“保天下”是捍卫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道德风气，每位普通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顾炎武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梁启超根据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论述，提炼出大家都能听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号召国人救亡图存。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值明王朝日渐衰弱，清政权强势崛起的动荡时期。

    在顾炎武看来，明朝亡国教训在于先“亡天下”然后“亡国”，而“亡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寡廉鲜耻，丧失德行气节，导致士风世风败坏。因此，他提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在他看来，维持世道人心既需要经济基础和制度支撑，更需要道德引领与规范。因此，“保天下”就要净化整个社会的风俗道德。

    他认为，培养良风美俗，既要培养孝悌忠信，又要注重礼义廉耻，还要崇名节、尚厚重。而改变社会道德风气人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为此，他大声疾呼，个人立身处世要坚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

    为学要坚持“博学于文”的道德准则，有所作为。“博学于文”出自《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认为，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再用礼约束自己，就不至于离经叛道。顾炎武继承了这种治学方法，但他提倡的“文”，范围更为宽泛，既指文章、文字，更指待人接物、立身处世之道，既指自然科学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在他看来，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只有认真学习“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知识，才能做“有益于天下”的有为之事。

    顾炎武把“行己有耻”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明耻”最为重要。人有廉耻之心，国家才能形成知荣辱的道德风尚。顾炎武认为，“有耻”是个人行为的底线。因为知耻才能自觉羞愧，自觉羞愧才能恪守礼义，恪守礼义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基础所在。

    （《学习时报》1.2 满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