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的一个清晨，当国内大城市的年轻人涌向通往写字楼的地铁，或打开电脑准备居家办公时，潘诗宇和丁锋这对90后夫妻正坐在一栋树木环绕的建筑前，悠闲地看着远处高耸的山脉和白云。
这里是秘鲁的库斯科，一座美丽的印加古城。过去3年，这对夫妻已经旅居过南美洲的7个国家、几十个城市。
一
在互联网上，还有人在巴厘岛的沙滩上敲代码，在泰国的咖啡厅里线上写作，或者在西双版纳的房车里剪辑旅行视频。如今，这种利用网络数字手段完成工作、办公地点自由的人被称为“数字游民”。
2007年，一个名叫蒂莫西·费里斯的美国年轻人发现，在网络时代，只要做好前期基础运营工作，就能从繁重的工作和固定的工位中解脱出来。
他每周只工作4小时，其余时间用来环游世界。他的书籍《每天工作4小时》一经出版，便雄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费里斯称，未来将出现一群人，“他们抛弃了传统的退休享乐生活计划，转而创造一种聚焦当下的奢侈生活方式，这种奢侈体现在两个维度：可支配时间和可移动性。”
读到这句话时，张乐刚刚大学毕业，毕业后进入一家外企，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做电缆测井。这份工作实行4周轮休制，每到放假，他就去世界各地旅行。
工作3年后，他又跳槽到国内一家民营企业做海外市场业务，常驻迪拜。他和上司在一套公寓里生活和办公，他刚吃完晚饭准备看电影，老板突然从房间出来，让他看一份文件。工作4个月后，他辞职了。
2015年春节，他去泰国旅行，在清迈遇到很多数字游民。张乐很惊讶，他想尝试这种生活方式。
二
丁锋和潘诗宇原本在国内公司上班。因为频繁加班，潘诗宇的淋巴结、耳朵经常发炎。丁锋工作压力也大，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即便得到晋升，生活依然很忙碌。
2019年年底，他们有了开着房车旅行的想法。他们准备了至少可以旅行一年的费用。2020年疫情突发，他们滞留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焦虑着是否回国。
他们尝试做自媒体，在网上学习拍摄、剪辑，坚持更新视频一年半，才有了广告收入。丁锋又在国内网站上传个人设计作品，靠接项目赚钱。潘诗宇则靠投稿、线上教瑜伽课、翻译获取收入。他们还经营着一个线上付费社群，提供成为数字游民和旅居生活的经验。
张乐也运营一个叫“数字游民部落”的社群，靠内容付费、线上投资、国内房产的租金维持开销。
在张乐看来，准备一笔足够3年旅行的积蓄很重要。他注意到，很多数字游民半路放弃，都是因为经济压力大。“应该踏踏实实积累一些技能，再尝试去远方。”丁锋说。目前，他们的收入不如在国内工作时，但他们并不后悔辞职。
他们曾在阿根廷抚摸四五百年前的蓝色冰川，他们抵达“世界尽头”乌斯怀亚，在轮船上眺望辽阔的海湾和红色的灯塔。
他们有了更多时间探索自我。体验过拳击课后，丁锋发现自己虽然瘦弱，但有很强的爆发力和柔韧性。以前，他不敢跳舞，但参加多次活动后，他敢在人群中自然摇摆了。他克服“恐高症”，第一次体验户外攀岩。
一个墨西哥小镇颠覆了他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看法。那里的物价很低，3元能买四五个牛油果，一周食材花费200多元。
小镇没有网购，两人常去集市上淘二手衣服，一个月总支出不到5000元。丁锋接一个项目，足够在这里生活几个月。
这里还常常举办文化艺术类活动，画廊、酒吧、餐厅随处可见。他们所在的房车营地有大院子、草坪和树林。营地成员们种菜、养鸡，坐在一起烤火、看剧、聊天，生活气息浓厚。在张乐看来，这正是数字游民生活的吸引力。
三
不过，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是完美的。
这种生活方式对自律要求更高。丁锋坦诚，线下工作时，同一专业的人聚集在一间办公室，遇到问题可以互相讨论，但远程工作者要独自解决业务问题，制订工作计划。
线上工作对旅行目的地要求也很高。丁锋和潘诗宇曾到访一个亚马逊雨林的社区，那里的房子用木头和茅草搭建而成，没有网和电，蚊虫飞舞，他们无法线上工作，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到城市。
他们曾在10平方米的房车里共处48小时，一起吃饭、工作、睡觉，潘诗宇感觉“空间局促”，通过做瑜伽解压。
频繁移动还带来了漂泊感和某种孤独。由于停留时间短暂，丁锋每次在一个城市遇到新朋友，关系都无法深入下去。后来他们放弃房车，选择居住在公寓或社区。
为了结交新朋友，张乐从2018年开始随身携带一个飞盘，每到一个新城市，就在当地社交网站上发帖，组织飞盘活动。
张乐说，很多数字游民的移动频率会越来越慢，从几天换一个地方到几个月换一个城市，最后选择2~3个地方长住。
张乐和“游牧夫妻”都没有孩子，但他们见过一些数字游民，有的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有的让孩子在家上网课，还有的让孩子在雨林生活，接受生态教育。
潘诗宇和丁锋曾探讨，假如他们有了孩子，不走主流教育路径，孩子是否能适应主流社会，他们还没有答案。
（《中国青年报》2023.1.4 尹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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