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新亦旧朱启钤

    1954年，北京人艺第一次排演话剧《雷雨》。导演夏淳要求饰演周朴园的郑榕了解封建遗老的生活方式，但当时已是新中国，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家庭。

    郑榕犯难之际，有人建议他去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家体验生活。郑榕后来回忆，“他家中的生活依旧是前呼后拥，花团锦簇，吃饭时儿媳等侍立一旁不得入座，室内帘幕重重，仍然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郑榕和同事进驻朱家，整日学习朱启钤的做派，很快便进入周朴园的角色。

    朱启钤就是这样一位清朝遗老。他1872年出生于清朝世宦之家，幼年丧父，随母亲及弟、妹寄居在外祖家，从小就操持一个大家族的事务。外祖父是清代名儒，博览群书，朱启钤在其熏陶下，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却未走科举之路。他17岁时迎娶了清政府驻英法比参赞陈远济的侄女陈光玑，青年时期正赶上“戊戌变法”，经历了社会的巨变和西学的冲击。在他姨夫、清代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提携下，自二十岁起，朱启钤就开始了宦途生涯。

    庚子国变后，张百熙着手复建京师大学堂。在瞿鸿禨的举荐下，朱启钤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负责校舍工程。之后，朱启钤又受袁世凯的委派，负责天津习艺所的修建工程。当时的习艺所，是有别于旧式大牢的新式监狱。做事一丝不苟的朱启钤，在工程中事必躬亲，不仅广增经验，也由此接触到了西学。

    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启钤先后被任命为京师内城和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当时的警察不同于现在，除治安外，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等都归警察管。民国作家曹聚仁曾评价说：“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

    有着传统出身的朱启钤，的确是有胆识的革新派。为了治理交通，他于清末就在外城大栅栏推行单行道制。有一次，肃亲王善耆的福晋没有遵守这项规则，朱启钤毅然判罚其10银圆，“居然使肃亲王听了折服”；京城入夜一片漆黑，朱启钤主张在街上装路灯，有御史却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朱启钤丝毫不退却，照常执行。

    正是因为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朱启钤得到了袁世凯的器重。民国建立后，朱启钤步步高升，先是出任交通总长，继而任职内务部总长，煊赫一时。北洋政府沿袭旧制，由中央代管首都的工作。随着北京人口激增、产业发展，城市管理任务日益繁重。在朱启钤的推动下，京都市政公所于1914年6月成立，与京师警察厅一起负责北京的市政管理，内务总长兼任督办。

    朱启钤接手管理北京市政时，已深刻意识到北京的城市功能亟待转变。昔日北京是为皇权服务的国都，辛亥革命后，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北京的城市功能要转向民众。

    改善交通是当务之急。为此，朱启钤在南池子和南长街南端的皇城墙上各开三个券门，打通了两条皇城通向东西长安街的通道；拆除天安门到中华门间废弃已久的千步廊，以及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两侧的皇城墙，打通了东西长安街；拆除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添辟东西侧门，还让两个铁路局把轨道铺到东西瓮城的城根，便利内外城间交通联系。

    京城百姓需要休闲的空间。朱启钤将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的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供市民游览休憩。他还在市区主要街道两侧广植槐树，护城河畔种植柳树，从而使京城槐柳葱郁、绿荫如盖。在修建中央公园期间，他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将故宫的文华殿、武英殿及新建的宝蕴楼辟为展室，陈列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皇家珍宝，起名“古物陈列所”，供观众和学者参观研究。

    朱启钤兴利民之事，深入人心。1922年8月5日，胡适第一次见朱启钤，就对他印象颇为深刻。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此人自是一个能干的人；听他的话，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勤于所事……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以比朱启钤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对朱启钤有知遇之恩。为了发挥他的专长，年过八旬的朱启钤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当选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还被聘为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

    1964年，朱启钤患感冒并发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当时，周总理正出访亚非各国。获悉朱启钤病情后，周总理立即打回电报，请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尽力医治。但由于朱启钤年老体衰，不幸于1964年2月26日病逝。

    （《北京日报》2022.12.27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