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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个深夜，上海气温下降。
“降到3摄氏度了，出车吧。”上海杨浦区救助站副站长殷宸垣看了一下温度计，对当天值班的两位队员葛徐和李亚薇说。每逢气温接近0摄氏度，巡查小队必须在零时后上街巡查。
彰武路的ATM机、殷高东路的上街沿、闸殷路800号、控江路1698号的工商银行……巡查小队直奔几个固定露宿点搜寻，劝说露宿者进站休息，不愿进站的就留下一些御寒物资。“一旦发现露宿者生命体征下降，要立即采取保护救助措施，我们宁愿‘十跑九空’，也不能让他们半夜出事了没人管。”殷宸垣说。
殷宸垣和葛徐是“80后”，李亚薇是生于1997年的女孩。目前在杨浦区救助站，“80后”占20%，“90后”有23%，还有2%的“00后”新人，他们共同构筑起一道城市的守护墙。
22岁进站，年轻人在成长
位于杭州路上的旧改基地，早年经动迁，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只剩下一些破败的老房。
深夜，葛徐接到热线电话，有市民报告旧改基地有露宿的老人。赶到现场几番搜寻，葛徐找到一位老太太。她睡在废墟里，地上都是垃圾，旁边还有蟑螂在爬，人瘦得不成样子。
葛徐劝她去医院，老太太却十分固执，用上海话不断地重复：“我不需要救助。”
“她的情况很差，先救人再说。”120救护车来了，年轻力壮的葛徐把老太太抬上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注射营养液，老人终于缓了过来。“医生说，老人严重营养不良，如果再一天没有吃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那天，葛徐在医院陪了老人4个小时，等老人沉沉睡去才离开。
“这14年里，总有一些这样的时刻，让我感受到救助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让人们在最困难时得到帮助，甚至危急时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进救助站并不是葛徐的主动选择。“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街道工作，当时民政部门缺人手，就把我调到这里来。”
2009年，葛徐22岁进站，是救助站里最年轻的社工。年轻的葛徐一开始只是负责一些文件工作，为了让他尽快适应救助工作，领导安排他跟巡查组上街。“到了街上，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这座城市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家可归，睡在马路上，这对我内心的冲击很大。”
救助工作的难，不仅在于种种客观条件的艰苦，还有来自受助者的不理解和指责。“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工作的原则是自愿救助，不能强制，我们只能好言相劝。有时周围的市民也会指责我们，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份工作，没有爱心和责任感就做不了，我身边的同事都是一群有爱心的人。每次帮助到别人，心里会有小小的成就感。因为这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是在做善事。”这种职业认同感支撑他14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
独自在沪，每天都很充实
控江路1698号有一家工商银行营业厅，门外朝马路一侧有一间ATM机房。巡查小队穿过马路去寻找露宿者时，李亚薇远远地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背影出现在玻璃窗前。“老爷爷脾气很暴躁，一说话就激动，每次别人都插不上嘴。但老爷爷也很可怜，周边没有人理他，只有我们愿意听他说话。”李亚薇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才推开ATM机房的玻璃门。
在跟受助人员沟通时，女孩子更细心，也更容易让对方放下戒备心。而学习如何挨骂，是所有新人来到救助站上的第一课。
李亚薇的家在江苏扬州，大学学的是国际汉语专业。读书时和朋友在养老院做志愿者，这段经历让她决定毕业后成为一名社工。一开始她在老家的社区工作，后来看到救助站的招聘信息，就独自来到上海，进入救助站工作。
“我们每个新人初来乍到，在定岗以前，都是先从受理组开始做起。”受理组，是救助站第一个接触到受助人员的地方，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受助流程，相当于救助站的对外窗口。
去年3月，李亚薇在受理组遇到了她的第一位救助对象。“她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姐姐，由派出所民警送过来，我看到她脚上的鞋子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就给她换了新鞋子、新口罩。”她智力受损，难以正常交流，李亚薇给她办理了入站流程，让她在站里住了下来。
受理组和社工组的同事们帮她联系上了亲人，但她的父母表示没有能力照顾她，当时上海正处在疫情期间，她也只能一直住在站里。“那段时间，我们虽然很少有语言上的沟通，但我对她的关心，她似乎都能听得懂，只是讲不出来。”
她在站里住到了7月，上海解除封控后，杨浦救助站联系了她的老家，送她返乡。返乡的一路也是李亚薇陪着她，“完成交接工作准备离开时，她一直看着我们，脚步往我这边挪，似乎想跟我们回去。她虽然不说话，但我们都感受到她的内心，因为经过4个月的相处，我们心里也是同样的不舍。”
李亚薇在救助站附近租了房子，方便随时出任务。“刚来上海的时候，父母很担心我，尤其今年疫情封控的时候，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现在他们还是支持我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追求自己的梦想。”
一个人在上海，李亚薇说并不会感觉孤单，因为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之前听人家说，民政人就像一盏灯，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这盏灯里的一点小小微光。”
这份职业，平凡也不平凡
葛徐还记得自己刚进站的时候，只有不到30个人，一半人负责接待大厅的工作，另外一半人负责上街。“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每个人至少身兼两个职位，我自己要负责办公、街面巡查、开车，还要做社工。”
近年来，随着年轻人的加入，分工也发生了变化。巡查组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11时，分成三班穿行在街面的固定点位巡查，大多由40岁以上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而年轻人则身兼数职：白天，更熟悉电脑操作的他们在站里处理行政办公、受助者信息等工作，晚上参与街面巡查。尤其是极端天气下零时以后的“加强班”，十分考验年轻人的意志力。
“这些年，年轻人进站工作了一段时间，做不下去辞职的很多。”葛徐坦言，“每隔6天就要值一个24小时的班，如果第二天是工作日还要坚持照常上班，寒冬经常加班，晚上随时起床，接到任务就要出去……这些硬性条件吓退了很多年轻人。”
不仅工作强度大，还要克服心理上的压力。“被指责、被误解也要忍气吞声，有时会觉得委屈。”葛徐说，“这时我会给自己做心理调节。他骂我，我不会少一块肉，但有一天他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就能理解我们的用心良苦了。近年来人们对救助工作的认可度也在逐步提高，很多市民看到我们的荧光马甲，会帮着劝说露宿者。”
年轻的时候，葛徐也会因为值班的问题和家里人起争执。“逢年过节不能回家吃团圆饭，孩子出生后没时间管，最初家里人无法接受，但是现在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工作，根据我的值班安排来调整年夜饭时间。”葛徐的孩子刚上小学二年级。“孩子不清楚我具体是做什么的，但他知道爸爸的工作是帮助别人。”
“我是学会计专业的，很多同学收入比我高很多。但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曾挽救别人于危难中，这份经历是再多的收入都不能换取的。”葛徐说。
目前，救助站也有不少老员工即将退休，站里十分重视人才梯队建设，培养年轻人的职业认同感。“我们这一批人都将会老去，要有新鲜血液加入，救助工作才能传承下去。”葛徐说。
“父母也希望我继续考公务员，或者找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但我觉得，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坚持到底。”李亚薇说。
跟李亚薇同一批进来的新人有3个，工作之余，年轻人会在一起交流日常碰到的困难，解开彼此的心结。大家每天都在一起挥洒汗水，一起战斗，有了很深的感情。“我经常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想到还有这么多同伴一起努力着，就觉得有了力量。救助这份职业，平凡也不平凡。”
（《解放日报》2022.12.17 黄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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