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惠漕”助推天津商贸

    天津建卫时，直沽已建有露屯1400座。永乐四年（1406）又在直沽尹儿湾（卫城以北20里）建百万仓。永乐十三年（1415），大运河全线贯通。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每年需将约400万石的漕粮运达北京，动用运军12万人，漕船11000多艘，往来运河之上。明王朝“倚漕为命”，为稳定运军队伍，“许令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至六十石”。

    此外，还准许船头工、舵工、水手等带土宜若干石。这样，全部加在一起，每条漕船除载米500石以外，还可附载土宜100石左右。有了这些“惠漕”政策，每年至少可把150万石的南方货物运达北方，这时的运河已经成为沟通南北物流的商路，运军则成了变相的商队。

    所谓土宜，指当地土特产品。漕船北上时，运军随船带上南方盛产而价格低廉且北方缺乏、价格昂贵之物；南下时再带回北方的土特产品。“往返之间，可获利三倍”。天津地区作为漕运中转大码头，大批土宜在天津卸货，再转贩到北京或行销到北方各地，需要相对固定的集市来消化。于是天津城内出现了5个被称为“集”的商品交换场所。分别是鼓楼附近的宝泉集，集期是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东门内的仁厚集，集期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南门内的货泉集，集期是初六、十六、二十六；西门内的富有集，集期是初九、十九、二十九；北门内的大道集，集期是初八、十八、二十八。由此，天津城厢地区形成了固定商圈。

    漕运的发展形成天津三岔河口“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的景象，南北商货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五个市集已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明弘治六年（1495），又在城外增添了五集一市，即东门外的通济集，集期是农历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北门外的丰乐集，集期是初十、二十、三十；北门外迤西的恒足集，集期是初七、十七、二十七；张官屯的永乐集，集期是初四、十四、二十四；天后宫前的宫前集，集期是初一、十一、二十一；西门外的安西市。各集市都以10天为一集。这样，天津卫城厢地区几乎天天都有集市贸易。所以有了“天津卫，天天集，今天不齐明天齐”的说法。

    除这些集市外，在河东小关、小杨庄、窑洼，河北石桥和卫城附近，还形成了高于个人集市交易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市场。由此，造就了天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特殊地位。为天津地区饮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卫官的世袭制度，培养了一群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世袭俸禄，生活来源有保障，这些人骄奢淫逸的生活从另一个角度也推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

    明代正德年间的天津卫城已然是：“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非一郡一邑可比”。漕运的发达带来了商业的繁华，让从此路过的李东阳慨然赋诗《过天津》：“玉帛都来万国朝，梯航南来接天遥。”当时，服务于漕运人员众多，催攒、押运、领运、验粮等漕运官员分工明细，更有数以万计的漕工水手、沿河纤夫、装船卸货的搬运工和维护运河的防河官兵，形成一个不少于十万人的庞大消费群体。带动了天津客栈住宿、酒肆餐饮、消遣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

    天津地区因漕船夹带土宜销货方便，促进了行栈业兴旺。漕船到天津，因各种原因，所夹带的土宜或私货来不及销货，就要委托他人代售，为适应这种需求，天津运河沿岸又出现了许多粮行米店、杂物百货行栈。这些行栈既可代客存储货物，又可为客人提供住宿。在天津卫城北门外西侧的针市街、竹竿巷，东边的估衣街、锅店街就设有很多杂货行栈房。

    （《今晚报》11.22 赵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