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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一个重要的凭借就是传统资源，且资源愈丰富、愈厚实，创新的空间便愈大、愈深。
应当承认，我们曾或多或少忽视了这一点，忙于引进和追随外来思潮，自己的新思想、新学术却立不起来。这一倾向需要改变，要义之一就在于将传统激活，使之能进入当代语境。
我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原则，叫“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强调既要站在西方和现代的角度，用新的观念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又要回过头来，立足传统本位来反观西方和现代。经过这样双向流动与交互阐释，古文论内蕴的当代意义才有可能浮现出来，且又不会脱离自身的本原。
举个简单的例子。西方人爱讲“美在形象”，我们的传统中也有类似观念，诗赋欲“丽”，文论讲“采”。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采”“丽”是美的最高标准，而更讲“大象无形”，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以此来比照西方，或可提炼出一个新的命题，即“美在对形象的超越”。这就把理论思考向前推进了一步。
同样，“诗言志”作为我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可借西方表现论作比较。但“言志”恰恰不同于自我表现，“志”要讲社会关怀，与世道人心息息相通，还要凭借“言”加以适当的传达。用西方表现论的框架来套，这一命题的真实意义是不是就很难显示出来？
我们不能一味遵信传统，因为传统思想也有缺陷。比如，古人爱讲“天人合一”，对世界持有可贵的整体观，但一般多重在“以人应天”，对人的主体性发扬不够；西方则特别重视主体性，常倾向于“主客二分”。我的追求是将“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结合起来，在“应天”的同时求得“参天”，用以构建新的人本理念和生命理念。
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被超越，但被超越了的思想依然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宝贵资源，后人仍需要借鉴它，其价值永远也不会消失。哪怕是走了弯路，人们也要研究它为什么走弯路，在哪儿可以补救。思想财富就是这样一代代承传并创造出来的。所以，希望我们在加强吸收外来资源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建设真正重视起来。
（《解放日报》12.2 陈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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