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华文明的“东南传统”

    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统一性与多样性贯穿了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始终。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后者则从不同维度丰富着中华文明的更多内容。

    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良渚文化，属于所谓的“东方模式”范畴。考古研究表明，“东方模式”的内部存在一些差异。较之海岱地区，以良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即东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呈现更加重视经济的特征，且这一特征长期存续、影响深远，可称之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东南传统”。

    这种重视经济的“东南传统”，最晚肇始于崧泽时期。崧泽文化圈的形成即以玉石商品贸易为经济基础，其核心区垄断了玉石生产，如桐庐方家洲玉石作坊产品达数万件，但种类单一，实行的是专门化生产模式，而且并不用于本地聚落，具有明确的商品经济意味。

    一方面，这种商品经济的盛行维系着崧泽文化圈的内部稳定。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工差异催生着社群等级分化。

    良渚文化延续了这一传统。良渚城址作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都市，其物质文明之发达、社会财富之丰裕、社会生活之奢华，应得益于广域商品经济所提供的物质基础。

    春秋晚期之前，东南地区的越国长期以“经济观”为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以物质财富与经济追求作为社会组织运行的重要取向。此时，越国墓葬的等级架构普遍表现为豆盂等简单日常用器的重复、大量随葬，而礼器长期缺失，表露出对财富大量拥有的渴求。越国社会发展呈现出强烈的经济因素主导倾向。

    汉武帝时期，东南地区彻底融入统一中国的政治版图，并随着水利建设与持续开发，逐渐成为基本经济区之一。秦汉以来，“东南传统”主要表现为重商思想的流行与商品经济的发达。

    “东南传统”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存续，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特征的真实写照，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华文明从西北到东南“陆疆—中原—海疆”以及“游牧—农耕—农商并重”的三级阶梯。

    （《解放日报》11.15 吴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