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门外养鸭童

    短短的寸头，怯怯的眼神，身着对襟小棉袄，脑后梳着细细的小辫儿，手里捧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鸭子。很多人都见过这张老照片，它由美国《LIFE》杂志记者马克·考夫曼拍摄于1947年。

    您也许想不到，照片上这位养鸭小男孩，长大后竟然成了北大高知。他就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原副馆长来增禄。

    1942年，来增禄出生在永定门外的东来记鸭子坊。那时，“鸭子来”在京城几乎人人皆知，从朝阳门、东便门，一直到广渠门、永定门和右安门外的护城河两岸，大都是东来记鸭子坊的养鸭场。来增禄告诉记者，“鸭子来”的故事要追溯到清道光年间，“一位叫来景轩的养鸭人，也就是我的太老祖，通过兴建南鸭北养专用鸭舍、母鸡孵化、雏鸭圈养、人工填喂等手法，培育出了全新的北京填鸭。”北京填鸭烤制后口感酥脆鲜嫩，一咬一流油，不仅很快走入各大饭店，而且堂而皇之地进入紫禁城，“为了吃到新鲜鸭子，御膳房为东来记鸭子坊特制龙票印章，作为其运送鸭子进宫的凭证。”

    此后百年间，“鸭子来”带动了更多的养鸭人。城墙之下、护城河边成群的白鸭，一度成为老北京的一道独特风景。鲜为人知的是，北京填鸭甚至漂洋过海，走向了世界。19世纪70年代，北京填鸭就被输入美国和欧洲，此后，陆续传到日本、苏联。或许您听说过全球最大的肉鸭品牌“樱桃谷鸭”，其故乡在英国，但它最早的祖先却是中国的北京填鸭。英国人约瑟夫·尼克森正是在北京填鸭的基础上，通过遗传选择试验培育出了樱桃谷鸭。樱桃谷鸭是注册商标，这种鸭子在国外被称为“Pekin Duck”，翻译成中文就是“北京鸭”。

    这是后话。当初，来景轩培育出北京填鸭后，用北京填鸭制作的烤鸭是老少咸宜的美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是北京烤鸭的“铁粉”。据其在燕大时的生活秘书杨汝吉告诉来增禄，司徒雷登经常派人用保温盒买烤鸭，由杨汝吉亲手片制，在燕园临湖轩招待客人。后来，出于好奇，司徒雷登请他的好友马克·考夫曼调查北京填鸭的养殖过程。考夫曼是《LIFE》杂志的摄影师，同样对北京烤鸭情有独钟。在司徒雷登的委托下，1947年初，位于永定门的东来记鸭子坊，定格在了考夫曼的镜头中。

    来增禄记得，当时永定门鸭子坊占地8000多平方米，分东西两个院落，房子60余间，伙计5名。考夫曼一行三人前来，希望突出极具中国古建特色的永定门城楼，就把东院永定门城楼下的几间鸭黄房作为主背景，又叫伙计们把西院的雏鸭、老鸭临时拿过来作陪衬。另外，他还要求只拍家人，不拍伙计，因为他的题目是北京养鸭一家人。

    起初，年仅5岁的来增禄不愿意配合摆拍，“考夫曼夫人拿了糖果饼干引诱我，我不稀罕，后来考夫曼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计算尺，我一看是个能伸缩、没见过的玩意儿，就问他是给我玩儿一下，还是永远送给我，他答应送给我，我才配合他拍了照。”

    这批照片刊登在《LIFE》杂志，传播甚广。可惜，岁月变迁，老人故去，后来留存在来家的，只余一张残缺的小小全家福。

    这段偶然的拍照经历，也一度沉没在来增禄的记忆深处。直到2009年，全聚德文史研究者、北京史地民俗专家李燕山，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这组照片。在他的推动下，媒体刊登了一则特别的寻人启事，寻找当年的养鸭童。很快，李燕山找到了来增禄，这才发现，懵懵懂懂的小鸭童竟然成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

    原来，1959年，中学毕业的来增禄初到燕园时，只是北大仪器厂的一名学徒工。他不甘心知识匮乏，自学了电工学、小型电机制造等诸多专业书籍，还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和热能工程系进修，学习了电机、空气调节、流体力学等课程。正是有了多年的努力，“学徒工”来增禄才蜕变为高级工程师，负责筹建了北大大型计算机新机房，并先后当选为教育部大型计算机UPS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北大人才与技术部主任。

    （《北京日报》11.15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