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父亲

    ■曹可凡

    父亲离世已有整整二十年，但他那慈祥的面容却常常出现在眼前，仿佛从未走远。

    爱书，又不得不卖书

    小时候听祖父讲，曹家在无锡当地也算是耕读世家，曾祖父是一名颇具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地方绅士，致仕之后，没去经商或享清福，却利用无锡南门跨塘桥一座祖上留下来的三进大宅院，兴办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家境日渐衰落。

    祖父与祖母育有四子二女，他们没有一个进入商界，却都接受过良好教育，继承了祖父思路清楚、办事认真、与时俱进的特性，在各自的环境里，各自有梦，各自有成。父亲作为家中长子，自幼受父母宠爱，却绝无“大少爷”陋习，为人方正内敛，尤嗜读书。

    记得当时家中有一间朝北小屋，仅五平方米左右，里面堆放着他的藏书。从内容看，有部分文史哲专著，更多的则是科技类外国硬皮厚版书。那时的外文原版书价格不菲。

    据父亲回忆，他工资的八成几乎全部用于购书。上世纪六十年代风云突变，父亲备受冲击，工资锐减至三十元。买书已几无可能，即便吃碗“阳春面”，也要思考再三。

    我五岁那年夏天，因为和弄堂里一群小伙伴凑钱买棒冰，买完棒冰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乌龟车”撞倒。所谓“乌龟车”如今早已绝迹，实际上就是一种电动三轮出租车。“乌龟车”动力有限，速度也不快，然而，那天司机将我撞倒后浑然不知，更不凑巧的是，车轮又勾住我的衣角，这样，我被生生拖了十米左右，直到路人惊呼，车才停下。

    一位好心的路人将我从车轮底下抱出，只见左踝部鲜血直流。他赶紧脱下汗衫，帮忙止血，再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经X光片诊断，我的左腿胫骨和腓骨全部骨折。父母赶至医院，见状魂飞魄散，心疼不已。最令父母头痛的是囊中羞涩，无法凑齐一笔医药费。

    于是，父亲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变卖家中藏书。眼看着自己经年累月收藏的书籍沦为废品，父亲心如刀割，痛苦不已。

    之后，每当家中出现周转不灵之时，卖书就成为家里“开源节流”的重要途径。虽然硬皮书分量不轻，但当作废品卖，终归换不了几个钱，仅仅是救急而已。每次将一捆捆旧书搬至楼下时，我都快乐无比，因为这意味着餐桌上会多一道菜肴，但父亲却愁容惨淡，默不作声。

    至此，父亲便绝少买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父亲才陆续买齐一套蔡东藩先生所撰写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课余之时，我也会取出一册，津津有味地阅读，虽然有些一知半解，但毕竟也因此书增添不少历史知识。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父亲生性木讷，寡言少语，但对学习外语却有一套独门法则。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语自然等同于“母语”。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趋于密切，他又专门向寓居沪上的一位白俄学习俄语；而德语则是他为革新电镀工艺自学而成。至于日语，他是在上海沦陷时被迫在小学里学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早被抛至九霄云外。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阅读往往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况且家中藏书已变卖殆尽。不过，酷爱读书的父亲很快在日文版的《人民中国》中，重新寻找到学习的乐趣。

    《人民中国》是那时官方允许发行的少数几本外文刊物，虽然内容单一，但父亲却因此重新捡拾早已丢弃的日语。父亲供职的单位在杨树浦，我们家却在愚园路，路途遥远，他必须转乘两趟车，前后花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

    于是，他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乘20路电车到外滩，在“中央商场”一简陋的铺子里喝一杯劣质咖啡。他在那里啜着咖啡，借助字典阅读《人民中国》。大约过一个小时光景，他再转车到工厂劳动。

    天长日久，父亲的日语竟大有长进。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父亲谦称自己读的是“哑巴日语”，即只能读，听、说、写则尚欠火候。但这却是他寂寞人生岁月里的些许心灵慰藉。因此，父亲也理所当然成为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当时我就读的学校学习俄语，可父亲认定英文必定是未来国际相互交流的基本手段，不可偏废。于是，他自制教材，由浅入深，循循善诱。

    关于记单词，父亲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认为，一个单词即使背一千遍、一万遍，也只能算一遍。只有在报纸、杂志、书籍、电影，甚至菜单等不同媒介读到，才能算一遍。而且单词记忆也绝非单纯机械行为，而是要将单词放入句子里，方能准确理解其真正含义。

    古典音乐和太极拳

    西方古典音乐是父亲一大爱好。他年轻时弹得一手好钢琴，说起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邦等更是如数家珍。

    然而，他最爱的还是肖邦，晚年听得最多的便是鲁宾斯坦弹奏的全套《夜曲》。他最钦佩的音乐家则是小提琴大师海菲兹。20世纪90年代曾陪父亲去上海音乐厅欣赏艾萨克·斯特恩的音乐会。那时候，斯特恩先生年事已高，有时候显得力不从心。父亲直言：“与海菲兹不可同日而语。”1995年去纽约采访钢琴家孔祥东，为他录音的是海菲兹“御用”录音师费佛。我特意趋前致意，费佛先生得知原委后也大为惊讶，音乐居然可以将地球两端素不相识的人联结在一起。

    因青年时代罹患肺结核，父亲便拜师学习杨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舒展优美，动作和顺，平正朴实，刚柔相济。这倒与父亲谦和中正的个性相吻合。

    父亲自弱冠之年，便苦练太极，不管酷暑寒冬，从未间断，直到晚年病重，记忆力急剧衰退，这才不得不告别练了一辈子的太极拳。记得某日清晨，他照例下楼练拳，突然发现打了几十年的套路竟连一个动作也想不起来，内心懊丧至极。从此绝不提“太极”二字。父亲曾希望我传承衣钵，倾囊相授，可惜我心浮气躁，始终未得要领。

    “只要认准方向，就可迈向远方”

    父亲堪称那个时代晚婚晚育典型。我出生时，父亲已过不惑之年，也算是中年得子，固然对我疼爱不已，但绝不宠溺。

    那时候，我们家住四楼，那是在原有建筑上搭建而成，颇为简陋，每逢冬天，阴风怒吼，寒气逼人。入睡时，觉得被窝有一种湿冷感。但即便如此，父亲仍不允许我用“热水袋”或“汤婆子”，以此锻炼我的意志力。而且，每天清晨天还未亮，他便将我从被窝里拎出来，跟着他去跑步。刚开始根本跑不动，而且越跑越慢，父亲鼓励我：“跑得慢其实无妨，只要认准方向，就可迈向远方。哪怕只往前移动半步，也要为自己鼓掌！”有时候感到已到体力极限时，父亲也绝不松口，并示意我再坚持一下，直至突破所谓“极限”。如此反复，我懂得何为“坚持”，何为“突破”。

    平日里父亲很少对我疾言厉色，就算犯了错，也只是简单批评几句。唯有一次，父亲大动干戈。

    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学小提琴，见我毫无天分可言，便转而请我姨夫教授我琵琶。可是，每日一个小时练琴，对于一个孩童来说，简直苦不堪言。父母白天要上班，督促我练琴的责任便落到祖母头上。为了能够缩短练琴时间，我总会趁祖母不备，偷偷将钟拨快20分钟，待练琴结束，再悄悄拨回，结果有一次因为急着外出玩耍，忘了调回时间，被父亲发现，一顿“竹笋烤肉”令我痛不欲生。

    父亲说：“练琴是为自己，而非他人。若疏于练琴，有朝一日登台，丢脸的只能是自己。一个人务必要记住两个词，一个是dignity（尊严），一个是responsibility（责任）。唯其如此，方可成就大业。”成为电视主持人后，每当准备一档新节目，耳边便会响起这两个词，故此，总是兢兢业业，丝毫不敢稍有懈怠。

    对于自己的电镀化学专业，父亲更是严谨不苟。20世纪70年代，他发现原有电镀工业最大弊端是含有大量氰化物的废水流入黄浦江，造成环境污染。因此，他立志技术革新，最大限度降低废水中氰化物含量。

    由于家中藏书早已变卖，他只得利用休息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有一次在实验室做实验，不知怎的发生爆炸，含氰化物的废水溅了他一身。氰化物为剧毒物品，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父亲毫无畏惧，仍按既定目标前行……

    父亲一介书生，一生清贫，未遗下丰厚的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民晚报》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