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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毓秀是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第一位执业的女律师。博士毕业后，她回到上海。此时的民国政府尚不允许女性执律师业，她却和丈夫在法租界开办了律所，绕过了民国政府的规定。执业期间，她代理过梅兰芳与孟小冬离婚案等一批广受社会关注的案件。此外，她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地方审判厅、检察厅厅长、第一位政法大学女校长、第一位女性省级政府政务委员。
郑毓秀出身于名门，15岁加入同盟会，从事最危险的暗杀活动，负责运送炸弹，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后留学法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其丈夫魏道明亦为留法博士，民国时期的国民党要人。郑毓秀缘此与政界和上流社会交往频繁。
仔细观察郑毓秀的活动，不难发现，大凡能够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事，她都带头积极参与和推动。上海地方审判厅举办“总理纪念周”，她发言强调：“推事所讲之三民主义，为公平主义，确切不移，对于女界，且多勉勖，应代表本厅女同志声谢。夫做事必有机会，望吾女同志由此益谋进展，勿错过此做事之机会。”她以《不寻常的玫瑰枝》作为自己自传的书名，并以此鼓励其他女性同胞。
此外，郑毓秀还一度活跃于国际外交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巴黎召开和会，她正在巴黎，又精通多国语言，遂参与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主要负责翻译等事项。当时国内已经爆发了“五四运动”，北京政府准备让代表团团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签字。
1919年6月27日晚，300多名法国留学生包围了陆征祥的下榻地，强烈要求他拒绝签字。郑毓秀被推举为和陆征祥谈判的代表，她单枪匹马来到陆征祥的住地，见他决心签字，急中生智地将花园里的一朵玫瑰花摘了下来。她站在陆征祥的身后，以鲜花抵住陆征祥，厉声道：“你要签字，我这支枪不会放过你。”以一朵玫瑰花阻止了陆征祥等人在和约上签字，使中国政府保留了收回山东的权力，她成为爱国人士口口相传的女中豪杰。
1926年，郑毓秀被任命为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有人坚决反对。但随即便有国民党人公开声明，“查本党党纲第十二条之设、即系保护女权之发展起见。查郑女士学问经验，为法界之泰斗，并为吾党忠实之女同志，今党中仅有一郑女士，为司法官吏。为女子参政前途计，应请厅长收回成命，临电不胜遑急之至”。
1927年，郑毓秀出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和检察厅厅长。1920年代后期，她又担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与此同时，她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是《中华民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后，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她与傅秉常、史尚宽、焦易堂、林彬被任命为起草委员，是唯一的女性起草委员。
革命党、法界达人和贵妇人三者的奇妙结合使郑毓秀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了无数年轻知识女性心目中的偶像，成了古老中国进步和现代性的象征，点缀着那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然而，近现代中国，革命如滚石下山，一场接着一场；类似于法官律师等新式职业的学问究竟如何也非一般人能够判断，包括她的博士论文是否有人代笔，学界也不乏各种传闻；她的高调生活方式，即“贵妇人”的形象在某些人眼里更是无异于社交场上的“交际花”。但平心而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这一切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193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贪腐弹劾，以及法院的通缉让她措手不及。弹劾的动机是出于党争政争还是其他，现在已无从判断。而弹劾的内容也一时真伪难辨，但弹劾和通缉却足以令其法律名流的形象崩塌。她真实地感受到了做名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中国式问题。郑毓秀不得不黯然离场，远走他乡，最后客死异邦。
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大开大合，转瞬之间郑毓秀便成了历史的过客，她留下的空间很快就被新的女性名流所填补。但郑毓秀的离场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女性法律人究竟应该与什么样的角色和形象立身于法律职业群体之中，与男性的“他”鼎足而立，以及如何避免使女性法律人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点缀。
这样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其他的职业群体。
（《法治周末》8.25 侯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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