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的北京缘

    赵孟頫是湖州人，却与北京有缘，因为在元代，北京是“大都”，是皇帝和朝廷所在的政治中心，他在这里为官、成名，一共在这里生活了十四年，成为元代中期最著名的书法家、画家。

    他七次进出北京，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许多变化：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天，他第一次进京。作为被举荐的二十多位江南士人之一，进入这座刚修成两年多的都城，入宫拜见了世祖皇帝忽必烈。受到皇帝的赏识，他从白衣文士一跃成为从五品的兵部郎中。拔擢赵孟頫，既有忽必烈欣赏赵孟頫才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有南方来的赵宋宗室子弟这个身份，任用他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连江南的赵氏子弟也应召入朝为官，既可以象征自己的统治之清明，也代表自己对南方士人大力奖掖、使用的姿态。

    第二次进出京城在同年夏秋。奉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之命，他随兵部尚书刘宣前往江南监督新纸币“至元宝钞”的流通事宜，秋末就返回了京城。

    第三次进出京城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秋天。他乘有公事到江南，顺便带夫人管道升一起回到大都，妻子的到来让赵孟頫总算有了家的温暖感觉。大半年后他升任更清闲的从四品集贤直学士，散官官衔是奉议大夫（正五品），他的性格和才学更适合这个官职。

    倒霉的是，一年后权臣桑哥倒台，赵孟頫因为之前曾是桑哥的属下，也遭到御史的攻击，停职闲居了数月，好不容易才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谋到新职位，以集贤直学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他南下的时候，太史令兼领都水监事郭守敬正计划督导两万多军人、工匠、水手、囚徒修建从大都西北高粱河到通州的运河“通惠河”，打算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先向西流再南折，过双塔、榆河后汇合一亩泉、玉泉诸水，从大都西水门入城，汇集于海子（今积水潭和什刹海），然后自东而南，出文明门处的南水门（位于今崇文门）到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160里，这条运河一年半后竣工的话，大运河就直接以海子码头（今积水潭岸边）为起点了。

    第四次进京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底。这一年赵孟頫在济南路同知任上两次因为账目、文书问题遭到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的调查，被停职等候处理。他不得不依靠在京城官场的关系脱身，得到集贤院大学士阿鲁浑萨理等的帮助，以朝廷要修《世祖实录》为由把他召回京城。这时，随着通惠河的贯通，海子的码头周边快速繁荣起来，从海子边通向鼓楼的西斜街成为热闹的商业中心，出现了许多歌台酒馆。钟楼后面还出现了一处“穷汉市”，许多穷人聚集在那里等人来雇佣打短工，比如修墙、盖房等。可是，这次赵孟頫在朝中受到北方文臣的排挤，在济南的案件也被追究，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他遭到免职的处分，只能失意地回老家，好在，这一次他可以从海子边的码头坐船回家。

    第五次进京是大德二年（1298年）夏天，他奉皇太后之名，带着一众擅长书法的江南文士进京书写佛经。太后对赵孟頫等人写的经书很满意，执政官员有意留赵孟頫在翰林院为官，可他对官场倾轧心生恐惧，极力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请求回到南方。他在九月底离开大都回家。这次写经之行让赵孟頫的书法在大都、江南都有了更高的知名度，象征着他的“著名书法家”地位的确立，皇家对他的书法的认可，在民间会形成很大的舆论影响，此后经常有佛寺、道观请他写经或者撰写碑文。

    第六次进京是至大三年（1310年），他奉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几个月后继位为“元仁宗”）之命，乘船沿着大运河进京，十月十九日赵孟頫带着全家抵达了京师，被任命为正三品的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的书画、诗文才学受到元仁宗的赏识，皇庆元年（1312年）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这年五月赵孟頫请假回家乡给获得封赠的祖父、父亲立碑，把岳父母的旧居捐出作为祠观。

    第七次进京是皇庆二年（1313年）夏天，他销假回到京城，此后数年他是元仁宗最赏识的几位文臣之一，延祐三年（1316年）升任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显朝野，此时，他是最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可悲哀的是，作为一个士人，赵孟頫知道自己与“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事无关，作为江南士人，自己无法像蒙古、色目、北方汉人那样成为中书省、御史台的宰执重臣，无法参与大政，对此自己也无可奈何。

    到延祐六年（1319年），因为妻子患了重病，赵孟頫请假护送妻子返乡，四月二十五日他带着家人离开大都，沿大运河南返。五月十日船到临清时，管夫人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58岁。赵孟頫回到家后也身体多病，至治二年（1322年）就故去了。

    大都最让赵孟頫亲切的或许就是海子那一汪清水，岸边的一株株柳树，从海子的北岸南望能看到皇城红色的萧墙和雄伟的宫殿，至元二十四年他刚到大都不久，就在《初至都下即事》中记述那里“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的景色，还在“海上”下面注明“北方谓水泊为海子”，这是他的诗中第一次提及北方的词汇。

    （《北京晚报》9.27 周文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