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们普遍对大学施行“非升即走”持批评和焦虑态度,这看上去是与实施方式的偏颇和决绝有关,但实际上折射出一种渴望“稳定”的普遍心理或诉求。而对于大学治理来说,“稳定”始终是一个基本原则。
在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的预聘制时,人们的关注点或拘泥于技术层面,或聚焦于理念层面,前者只重视具体操作而无问西东,后者则注意揭示这个机制对于学术自由的保障作用。但两种关注方式似乎都忽视和误解了预聘制的基础,或者说应该达到的目标——维护教育和学术上的稳定。
大学治理上的“稳定”原则,当然不同于固化和拒绝发展,也与过去的“大锅饭”体制无关,而是相对于朝令夕改、无谓“折腾”的。它是为了使大学保持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让教师在相对长的时间段中,不再为个人的生存、去留分心。
因为教育本质上是奉献的事业,奉献需要公心。单纯为生存而竞争只能强化私心。唯有稳定,作为个体的人(教师)才可能有所超越,进而养成公心。
而科学研究的性质亦决定了那些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工作在事前既无法预测成败,也无法确定准确的完成时间。因此,研究型大学鼓励教师在没有量化考核压力的条件下,探索未知或反思已知的理论,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责任,也是一个基本义务。
“非升即走”之所以遭人诟病,不是本身的制度设计让应聘的青年学者失去了稳定的依凭,而是执行者只盯着字面上的“下(非升)”“走”,却忘记了“升”“留”才是最终目的。这种僵化的认知在操作方式上的极端之例,就是“大浪淘沙”式的随意引进。
从根本上说,大学治理的“稳定”是为形成文化上的积淀和可资传承的历史传统创造条件,而文化积淀和历史传统也是大学“内涵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科学报》9.20 尤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