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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被西方普遍接受和认同，除了西方捍卫“普世价值”的本能抵制，更多源于西方世界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怀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解。
利益掣肘：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如何“计利当计天下利”
西方认定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从而发明了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如产权明晰才能避免“公地悲剧”，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和权益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国际政治的“公地悲剧”？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各国主权，但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如何“计利当计天下利”？即便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真正拿出“真金白银”和转让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生产、能源转型。这些涉及的都是利益问题。
体系惯性：误解、质疑、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深层的原因
利益是结果，体系-结构问题是他们误解、质疑、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深层的原因。
中心与边缘。马克思指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西方殖民者“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形成了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国际发展格局，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生产和价值链的末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显然在打破从权力到知识的中心-边缘体系。
结伴与结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彻底超越传统的“拉帮结派”做法和“零和博弈”思维，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藩篱、超越了社会制度对立、超越了发展水平差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一种具有全局眼光和世界视野的前瞻性理念。
自主与依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命运自主，而美国推行“去中国化”的全球技术供应链，寻求与中国脱钩，不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阻碍。
思维方式：深层次制约了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思维惯性或路径依赖是接受、认可、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严重羁绊。思维方式问题深层次制约了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整体-关系思维与个体-问题思维。正如美国难以认同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样，也难以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从关系、未来导向构建身份与认同的思维，而习惯用个体-问题思维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欧盟此前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合作伙伴与制度性对手，也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如此思维与定位自然会导致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抵制。
世俗思维与宗教思维。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一神论）强调必然性的命运观，印度（多神论）强调偶然性的命运观。中国（无神论）则主张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命运观，即厚德载物，修德立命。西方其实有丰富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甚至有“人类共同体”的提法，而中国的创新在于“运”这一人伦的时代表达，并将其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中国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将人从外界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塑造了团结共同的人类价值向度。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起向未来。
实体-先验思维与实践-系统思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张，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超越经验、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人们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把它们激活。这种先验论推动形成欧盟的规范性理念。而中国推崇系统思维、实践理性，自古强调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中国走的是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因为其具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文化根基，以及独立自主的文明渊源。
（《北京日报》9.5 王义桅 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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