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旅游业尝试转型

    八月的芭提雅街头，仍然有不少餐厅和商铺关着门，贴着“招租”的启示，但在两年疫情之后，许多商铺已经复业，甚至还有新店铺开张，新开张的大多是印度餐馆。

    今年第二季度，随着泰国入境隔离和检测要求逐步取消，机场和旅游区开始恢复了生机。前六个月，泰国总共接待了超过200万游客。其中印度游客占比最大。

    靠印度游客拯救泰国旅游业

    走进如今的芭提雅旅游区，仿佛进入了一个小印度，耳边充满印地语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印度语言。这里的印餐更是是门类齐全，口味兼备——只要你愿意付出游客价，就可以找到印度从南到北的美食。

    “我有一个德国客人，之前每年都来泰国。前段时间他回到芭提雅，然后跟我说，天啊，我好像来到了印度”，来自孟加拉国的贾西姆（Jasim）在芭提雅经营着一家印度餐厅，他跟我绘声绘色地描述欧洲人回到这里度假之后有些夸张的感受。

    除了整体的游客占比，印度游客的出行方式和规模，也让一些人看到了曾经中国人的影子。中国人李平在曼谷经营一家旅游公司，承接团客业务，他告诉我，“印度团的规模普遍都很大，一个团可以达到150人。在我们这行里，这么大的团客规模，只有中国旅游团刚进泰国的那几年才出现过。”看起来，印度旅游团似乎有机会在未来十年里复制中国游客进入泰国的模式——先是大规模的“新马泰”旅游团，然后随着出现更多定制化的小团和自由行业务。

    贾西姆的印度客人多，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对印度游客模式的理解：“曼谷和芭提雅基本是一条线路，以旅行团为主。南边的海岛，比如普吉，就更多自由行旅客。”他还认为不同地方旅行的印度客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曼谷和芭提雅的印度人消费力不高，主要是小中产，而去普吉等地的印度人，更多是富裕阶级。”

    根据泰国旅游局的数据，疫情前的2019年，有近两百万印度游客到泰国旅行。他们人均在泰国停留七天，人均消费4.5万泰铢（约8500人民币）。

    不过，相比中国游客，印度游客的钱有些“难赚”。一位从业者抱怨，印度人会以旅行团的人数作为压价筹码，让本地旅游业者相互竞争。比如，印度旅行社收到团客后，会开出一个上百间房的大订单，吸引好几家酒店竞价，用一些酒店开出的优惠价格去压另一些酒店给出更低报价。“在印度客人面前，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 

    搜索印度旅行网站的信息，一些旅行社的价格压得极低：曼谷和芭提雅五天四晚，四星级酒店包早餐的旅程，不含机票只需1万印度卢比（约人民币848元）；而6天5晚的普吉岛双飞团，包括机票也只需3.6万卢比（约人民币3500元）。贾西姆说他认识的很多印度公司，都会订购低价的泰国旅行套餐，作为给自己员工的福利或奖励。

    作为餐厅经营者，贾西姆也体会到了印度游客带来的压力， “他们太能压价了。”而且印度团的停留时间比较短，一般都是曼谷两晚，芭提雅两晚，然后就飞回印度。

    转型并不容易

    刚刚过去的七月，在曼谷的各大景区，我也见到了许多举着“西贡”标识的越南游客。他们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的游客一样，也在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中扮演起了新的角色，使得泰国旅游业在疫情后开始寻求客源和旅行服务的多样化。

    在一些从业人员看来，传统的中国旅行团业务越来越不好做了。正在兴起的互联网旅游平台和自由行，也对传统的接待团客的旅游业者构成了冲击。“自由行业务的逻辑完全不同。”李平介绍说：“你需要帮游客安排他们想玩的不同项目和不同目的地。但这就有一个问题：泰国旅游业有很重的圈子文化。比如帆船项目是韩国人在做，一些海岛是俄罗斯人在运营。要打通这些资源，是很困难的。”因而，对传统旅行社来说，业务重点仍然在团客，但团客的模式已经很难有新的突破了。

    另一重挑战是，同质化的海岛、度假旅游项目，近年来在东南亚各地崛起，印尼的巴厘岛、龙目岛、越南芽庄都成为了强力的竞争对手。在疫情前，泰国的中国旅游团人数和营业额虽然都在上升，但行业的盈利效率却在下降。

    或许是沉疴已重，泰国官方也希望调整旅游业的方向，疫情因此反而成了一个契机。在今年5月18日的一场旅行推荐会上，泰国旅游局的营销主管佩素万（Tanes Petsuwan）对媒体介绍说，“泰旅局尤其希望增加休闲旅游团、家庭团和千禧一代的市场比重，以及细分市场项目，比如结婚、蜜月、奢侈游、健康旅游和高尔夫旅游。”

    作为从业者，疫情前，李平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国际化业务，主要方向是开发柬埔寨和越南市场。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李平说“越南、柬埔寨和新马市场虽说也不容易，比如需要靠小圈子和熟人介绍，但它们的采购线路和运营模式，和之前的中国市场是类似的，因而是有商机的。”相比之下，李平直言印度旅游业的圈子更难打入，他暂不考虑。

    和先前的中国旅行团类似，印度和其他东南亚旅行团，也采取了类似的低价引流，加上自费项目和购物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不意味着之前的产业链就能够和新的客源对接。先前中国客人往往购买金银首饰、药材和滋补品、以及乳胶床垫枕头等等。但印度和东南亚客人的消费目标有所不同，他们更热衷于购买低价电子产品。

    李平称，转型非常尴尬，也非常痛苦。在新的模式下，业界不可能再指望单纯依靠庞大的中国旅行团市场就“躺着把钱赚了”。只能采取更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习惯的力量依然强大

    在曼谷从事导游业务的马芳依然还在期待中国游客回来。马芳是定居泰国的缅甸华人。她认为自己无法转型做其他行当，她说疫情这两年，自己“几乎都没什么事情做，主要做些代购，赚些零花钱，物流也不稳定。”

    在整个泰国，和马芳一样，不愿或无法转型，还在等待中国游客的人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中国游客是泰国旅游业，乃至泰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增长和复苏动力。毕竟在疫情前，旅游业一度占据泰国国内生产总值近20%。

    “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显著依赖意味着，如果中国的防疫政策不发生变化，（泰国）旅游业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数据，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星展银行的分析师蔡汉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对《曼谷邮报》表示。

    就像印度旅行团仍然在延续着先前的旅游消费模式一样，已经形成的经济惯性和供应链模式，并不像泰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轻易改变。而当下，对泰国旅游业者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是尽可能快地实现复苏。任何抓得住的模式，恐怕都会有人尝试。

    （《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33期 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