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既反对中体西用，也反对全盘西化

    自近代西力东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困惑，而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严复毕生努力的目标就是思索，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严复了解因为中西之间历史、政治、学术的差异，西方产生了中国所没有的“自由”理念，他指出中国传统从来没有所谓“政界自由之义”，“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由于此一区别，中西文明之间几乎存在着系统性的歧异，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西各有其体用。然而，严复也看到两者的合流，例如儒家“絜矩之道”与自由观念相通，杨朱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中西学界均了解到公私可以两立，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可相互发明，以及“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在上述对比与合流的交织之下，严复对中西的结合感到乐观。

    严复反对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或“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仿其末节”等观点。严复也反对“政本艺末”的说法，认为西方的技艺与西方的政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互相辅助，并非一本一末，是以对于西方文化“其人既不通科学，足其政论必多不根”。

    由此可见严复虽然也用“体用”“本末”等与宋明理学密切相关的词语，但他根本上反对将体用、主辅、本末等概念，应用到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交流时所应实行的策略。严复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有机性，他以生物体来做比喻，指出“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腑四肢；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换言之，无论中西，其精神、制度与物质方面的状况都相互配合，不可任意割裂。

    上述的观点影响到严复对东西文化间相互采借的态度。他反对不顾东西文化的内在差异，而做的无根的移植。他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去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因此一个不适当的文化采借，不仅对本身无益，甚至有害。

    这样一来，严复关于文化修改问题的看法不容易偏到像“五四”时期的学者那样的全盘西化论。他不但在晚年反传统浪潮之中，提倡尊孔、读经，即使在严复早年积极提倡西方文化之时，他也不曾主张要完全放弃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政教仍有其是处，他所反对的仅是中国文化中负面的部分。严复的思想显然是处于“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间，然而他所构想的文化修改的方式，和清末“西学源于中国说”或所谓“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也不相同。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黄克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