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针对“第三类劳动”单独立法

    将劳动按照从属劳动和独立劳动进行“二分”是我国当前的基本做法。按照“劳动二分”法可以区分出两类法律主体，即劳动者与民事主体。值得关注的是，在诸种新就业形态中，存在大量的以自然人的身份、以个体化（而非组织化）的方式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平台上承接工作事项的劳动者。对于这类劳动者而言，按照现行的做法，他们的劳动通常被划归为独立劳动，他们无法像从属劳动的劳动者那样，将其劳动权益保障的部分责任诉诸所谓的雇主。

    按照劳动从属性，由于平台劳动具有一定的劳动自主性，相关从业人员通常被认定为独立劳动者。然而，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经验研究都表明，平台劳动尽管可能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从属性，但一定程度上的从属性的存在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平台劳动具有准从属性，平台劳动，特别是以自然人的身份、以个体化方式从平台承接工作事项的从业人员的劳动，可以称为介于从属劳动和独立劳动之间的“第三类劳动”，是一种介于“雇员”和“独立协议人/独立承包商”中间的“准雇员/类雇员”。

    受到从属劳动—独立劳动，及劳动法—民法二分思路的影响，就第三类劳动者权益保障而言，要么将他们“推向”雇员一侧，坐实劳动关系，让其接受劳动法的保护；要么将其“推向”独立劳动一侧，并在当前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保障其权益。在政策实践过程中，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得到积极尝试，相关措施也将得到进一步精细化。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

    考虑到第三类劳动的部分从属性，我更认同针对第三类劳动进行单独立法，由此建构起从从属劳动到准从属劳动，再到独立劳动的完整的、具有层次性的劳动权利保障体系。考虑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从业人员个体层面和社会整体层面的重要性，“迎难而上”恐怕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学术前沿》2022年第8期 方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