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有1076万人,比2021年增长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简历修改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简历“医生”
温溪42岁,戴黑框眼镜、有一头贴耳短发,她在某短视频平台有近9万粉丝。
每天早上十点多,温溪开始接第一个简历修改咨询,与顾客沟通其求职意向、工作经历,每个咨询时长半小时至一小时不等,每天最多安排五个咨询。到了晚上,她便开始依据白天的咨询改写简历,并在第二天中午前把改后简历交付。
温溪并非个案,简历修改师已然成了一门行当。修改师们在各大社交及电商平台接单,通常都自称是资深人事工作者转行,简历修改经验丰富,过手的简历,少则七八百份,多则上千份;价格则按求职者的工作年限计算,普遍浮动在300元至900元之间。
自称改过两千余份简历的唐静把自己的职业比作医生,“治简历的病。”她曾为一位互联网公司研发团队负责人修改简历,为详述其研发经历,将原本200字的简历扩写到5000字。
“我见过百分之八十的求职者,都自我评价活泼开朗、个性随和、抗压能力强;而描述担任过的岗位职责,大多数人就上网查个模板,复制黏贴下来,比如写曾负责拉赞助、筹划活动——这些描述是空洞的,甚至和求职者想申请的具体岗位是毫无关系的。”
简历修改师金伟男举例说,一份充实的简历,要扩写至“与多少家单位达成协议,拉到了具体多少钱的赞助,又具体举办过哪些活动,吸引了多少人来参加……”
金伟男本身在企业做人事管理,兼职挂靠在某招聘平台做简历修改师,他说,一天接三四单是不难的,到了春招季节和秋招季节,更有爆单加急的时候。
唐静是全职在做简历修改师。她介绍,简历修改师要养活自己并不困难:一个兼职的修改师,每周接七个单子,每月能挣四五千元,全职的当然更多。
上紧发条的时钟
从事简历修改职业后,温溪发现职场焦虑远不止一种。她接待的女性求职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全职在家几年、想重返职场的家庭妇女。她每天能接到十来个这类咨询。
金伟男服务过一名有五年从业经历的会计,生产后在家育儿一年半,再复出投简历,几乎都无回应。他发现她五年时长的工作都在同一家公司完成,便在简历里细述她“职业稳定性高”。最后助其拿到了两份面试邀约。
这实则是少数派,温溪说,许多找她咨询的家庭妇女的再职之路不知所终。“很多女性全身心扑在家庭,与社会脱轨哪怕只两年,也会发现,职场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了。”
社会时钟的发条被上得越来越早。33岁的金伟男大学毕业有十年了。他回忆,直到读大四那年,他与同学们才想起,“该穿身西装出去找工作了。”而今,许多刚读大一、大二的学生就找他修改实习简历,求职规划越发年轻化了。
有位顾客在上大学前便定好了从事金融工作的目标,从大二开始,他每个假期都在投行与私募基金实习,“做的虽然是打杂的活儿,但已经进入那个圈子,对很多项目都有很深入的了解。”紧密的职业规划让金伟男咋舌。
毁誉参半
围绕简历修改服务的争议也并不少见。有简历修改师自诩有十年人事工作经验,“修改简历300元每位,咨询服务500元每小时。”一位顾客花费300元请其修改简历,发现修订版的简历只是“套了一个新模板”,内容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30岁出头的沈青(化名)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回忆,2016年,自己本科刚毕业时,花两万元购买了简历修改和职业咨询服务,简历确实扩充了不少内容,但读起来拗口空洞,甚至有杜撰的成分。
比方说,修改师写道“在实习时,为公司制定业务目标、待遇管理制度、奖励计划等政策”,这是沈青自己都闻所未闻的工作经历。她拿着这份简历去面试,被面试官提问如何制定的政策,她尴尬得不知如何作答。
“市面上所谓的‘简历优化包过’服务属于引人误解的、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或虚假宣传,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北京市律师孟泽东表示,针对此类纠纷,求职者往往面临维权困难。
一位购买过此类服务的人士认为,简历修改师的门槛很低,“你找简历修改师改过一次,大概就知道要怎么改了。”
温溪不认同这种说法。在她眼里,一名合格的简历修改师,“最起码在人事岗位上干了五年以上。”她称,简历修改师不仅应当为顾客修改简历,有时也要兼具职业方向咨询的能力。遇到那些职业方向不明确的,她会“劝退”,不服务也不收费。
争议之外,需求居高不下。搜索电商平台可发现,排名前几位的简历修改网店的月销量都在5千甚至1万以上。受访的简历修改师们都认为,就业供给空前巨大,前方是一片蓝海。
改多了简历,也见证了就业市场的沉与浮。温溪说:“去年8月后,我一星期接30个单,其中有20个都是教培的人;去年底、今年初,是一堆房地产的人找过来;最近两个月,互联网公司来咨询的又特别多。”
更为直观的感受是,求职者的求职时间拉长了。“有些客户,我在2019年帮他写过简历,当时可能两周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2022年他被裁员了,投简历找新工作,两三个月也没有结果。”唐静说,她近期因被裁而要投简历的顾客占到了总顾客人数的将近三分之一,比两年前多了三倍。
唐静还发现,想投国企、央企的简历变多了,“多是些快35岁的人,上来就直说,想找个铁饭碗,降薪再多都没关系。”还有一部分人,在一线城市“卷够了”,纷纷往老家跑。
(《新京报》8.2 冯雨昕)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