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垂千古的“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算是不太显眼的一家了。这种“不显眼”不是因为他缺少优秀的作品,而多半是因为其处世的低调。这种低调,从他与王安石的交往中就能看出。
曾巩与王安石的籍贯同为江西抚州,还是远房亲戚,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二人相识于赶考途中,一见如故。
此后,当曾巩还只是一名生员时,便多次向朝廷要员推荐尚任职地方的王安石。在给欧阳修的信中,曾巩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王安石性情怪异,却跟曾巩和谐融洽,交往不断。许多年中,他们惺惺相惜,彼此推崇。
曾巩在老家屡试不第,招致乡邻的嘲讽时,王安石为其不平,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说诽谤曾巩的人是一群小儿,他们哪里会有曾巩的成就?即便曾巩卑微贫贱,日后也会像班固和扬雄一样受人敬仰。
王安石因特立独行而不受人待见时,曾巩为之辩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必不顾之,不足论也。”王安石倔强,遇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某些人的“杂音”没必要理会。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主持新政,并“引故交为己助”,其中也包括曾巩。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劝诫他慎重一些:“必先之以教化,而代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而王安石并未受曾巩的意见影响。失望之余,曾巩主动请求离京到地方任职,从此辗转各地长达十二年。在此期间,王安石两度拜相。尽管曾巩不赞同王安石的某些决策,但在地方为官时并没有干扰、妨碍其推行,还尽可能地修正其偏颇,弥补其疏漏。
王安石罢相隐居江宁后,宋神宗有一次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呢?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吝”之论从何而来?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神宗听了频频颔首。
曾巩深知王安石的自负和执拗。如今王安石失势了,曾巩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朝这个失败者身上唾上一口,但他没有,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王安石的勇气和担当,也指出其不足。
这份相知,王安石了然于心。所以,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虽然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却并未中断。元丰六年(1083),曾巩病重期间,王安石还数次前往探视。可见,植根于这对老朋友内心的那份情谊依然不减。正如多年前在变法受阻之后,王安石在写给曾巩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醇儒”曾巩默默地展现了这样的交友之道:贫贱时认同、扶助;发达时不迎合、不依附;有分歧时给以忠告、批评;沦落时不袖手旁观、投石下井。“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中正平和,和而不同,这是难能可贵的坚守。
(《今晚报》7.25 祁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