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的坚守

    在名垂千古的“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算是不太显眼的一家了。这种“不显眼”不是因为他缺少优秀的作品，而多半是因为其处世的低调。这种低调，从他与王安石的交往中就能看出。

    曾巩与王安石的籍贯同为江西抚州，还是远房亲戚，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二人相识于赶考途中，一见如故。

    此后，当曾巩还只是一名生员时，便多次向朝廷要员推荐尚任职地方的王安石。在给欧阳修的信中，曾巩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王安石性情怪异，却跟曾巩和谐融洽，交往不断。许多年中，他们惺惺相惜，彼此推崇。

    曾巩在老家屡试不第，招致乡邻的嘲讽时，王安石为其不平，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说诽谤曾巩的人是一群小儿，他们哪里会有曾巩的成就？即便曾巩卑微贫贱，日后也会像班固和扬雄一样受人敬仰。

    王安石因特立独行而不受人待见时，曾巩为之辩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必不顾之，不足论也。”王安石倔强，遇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某些人的“杂音”没必要理会。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主持新政，并“引故交为己助”，其中也包括曾巩。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劝诫他慎重一些：“必先之以教化，而代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而王安石并未受曾巩的意见影响。失望之余，曾巩主动请求离京到地方任职，从此辗转各地长达十二年。在此期间，王安石两度拜相。尽管曾巩不赞同王安石的某些决策，但在地方为官时并没有干扰、妨碍其推行，还尽可能地修正其偏颇，弥补其疏漏。

    王安石罢相隐居江宁后，宋神宗有一次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呢？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吝”之论从何而来？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神宗听了频频颔首。

    曾巩深知王安石的自负和执拗。如今王安石失势了，曾巩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朝这个失败者身上唾上一口，但他没有，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王安石的勇气和担当，也指出其不足。

    这份相知，王安石了然于心。所以，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虽然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却并未中断。元丰六年（1083），曾巩病重期间，王安石还数次前往探视。可见，植根于这对老朋友内心的那份情谊依然不减。正如多年前在变法受阻之后，王安石在写给曾巩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醇儒”曾巩默默地展现了这样的交友之道：贫贱时认同、扶助；发达时不迎合、不依附；有分歧时给以忠告、批评；沦落时不袖手旁观、投石下井。“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中正平和，和而不同，这是难能可贵的坚守。

    （《今晚报》7.25 祁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