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南边疆史研究中的“去中国化”陷阱

    近年来，西方学界推出了一批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成果，比如纪若诚《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乔荷曼《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埃洛伊塞·赖特《重写大理：建构帝国的边疆地区，1253—1679》等。虽然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研究，但其浓厚的“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引起重视。

    在叙事模式和观点方面，尽管此类成果同样关注中国历代王朝的西南边疆治理以及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民族交流等问题，但其主体叙事却是中央对西南边疆实施“殖民扩张”“资源掠夺”“文化覆盖”“记忆清除”。这些假借“全球化”口号而表现出的“去中心化”“弱国家化”倾向，看似充满“人本主义”的脉脉温情，但事实上是将古代西南族群塑造成“逃避国家统治”的“自由”之民，将古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治理和民族融合视为一种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

    西方学者将中国古代的西南边疆治理描述为“扩张”“征服”乃至“殖民”，刻意放大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虚构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所谓“异质化”模式，消解中国历史不断深化融合的整体性。

    西方学界将“二元对立”方法渗入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表现是，他们打着反对历史线性逻辑的旗号，提倡相对主义，将中国西南边疆置于“超国家”论题中进行讨论，甚至将历史时期已经实现一体整合的西南边疆，划入一些没有历史根基的“新区域”范畴内，试图制造出一个涵盖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南亚的“区域共同体”，并在“东南亚性”概念下突出这一区域的“同质化”。

    严肃的边疆史地研究决不可以随意套用西方理论或范式，抛弃国家立场，使西南边疆史研究沦为西方所谓理论与范式的试验场。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内地与边疆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这也是理解边疆历史的基本思路。中国各民族的互动交流，由点而线而面，扩展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不论政治局势如何演变，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从未断绝；各民族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习俗差异，但在历史的延续与演进中，他们并未因差异而分离，而是以对国家统一的共同向往结成一个愈发紧密的整体。

    我们要跳出西方学者设定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系统阐释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内在脉络，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北京日报》8.1 罗群 李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