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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又到了唱毕业歌的时候。
《桃李劫》是应云卫执导，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剧情片，也是中共领导的左翼电影阵地之一——电通公司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的插曲《毕业歌》，那“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豪迈歌唱，是几代人共有的青春见证。
据《田汉全集》考订，《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9月。是年12月6日，《桃李劫》在上海金城电影院公映，《毕业歌》的旋律从银幕飞向了大街小巷。
走出银幕的插曲
早在《桃李劫》公映前，部分当时的主流媒体已经注意到这首音乐作品不同凡响。1934年10月6日，《申报》文艺评论《一九三四年电影歌曲之泛滥潮》盘点了当年电影音乐的流行趋势，尚未上映的《桃李劫》与之插曲赫然在目。
起初，电通公司等方面意识到，《毕业歌》的情绪感染力或是推销电影的有益素材，因而电通公司借助公开派赠《毕业歌》曲谱等活动，积极为《桃李劫》造势。观众的热情让电通公司始料未及。12月9日，《时事新报·本埠附刊》的广告上称：“自日前电通发出赠送《桃李劫》中《毕业歌》歌谱的消息后，读者索阅的来函，竟如雪片纷飞。”12月14日，《时事新报》发布消息称电通公司决定向上海全体大、中、小学校捐献《毕业歌》曲谱，以便师生学习传唱。启事也提到，如果有未被电通公司获知的教育机构，可“以书名数目、地址，加盖校印投函电通，当即如数送上”。”
《桃李劫》上映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毕业歌》的流传究竟有多广呢？1935年9月报刊显示：“（上海）大、中、小各级学校中的学生，几乎都在唱。”到了1936年6月，《铁报》的调查发现，《毕业歌》“很快地流行到全中国了，差不多连六七岁的孩子也会哼几句。
一二·九运动的“战歌”
1935年12月9日，已流行一年左右的《毕业歌》成了寄托时代呼唤的“战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们手挽手，高唱着《毕业歌》，以此正告侵略者“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燕京大学学生、革命家余建亭回忆：“在未名湖畔，一部分同学喜欢唱的是当时进步电影中的插曲，如《毕业歌》《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等。《毕业歌》中的‘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唱后或者听后使人产生悲愤的情绪……‘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声鼓舞着人们起来斗争，挽救危亡。”
后来成长为革命女杰的钟石川，当时还是中国女中的一名学生。她的小传中提到，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上海中国女子中学的师生们“联合清心、务本等女中爱国女生，高唱《毕业歌》等抗日歌曲，率先走上街头，宣传‘救亡图存，人人有责’”。即便是在当时较为偏远的内陆城市，一二·九运动也在当地学生心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而同唱这首《毕业歌》，正是外省学生呼应北平游行的一种参与。
时代之歌
1935年7月17日，《毕业歌》曲作者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天才的离去在文艺界引起了一片唏嘘，许多颇有影响的艺术家纷纷撰文哀悼，青年学子的致哀与致敬更是不计其数。《毕业歌》，这条联络起聂耳和有志之士的情感纽带，在巨星陨落的灰暗时刻，又一次擎起了民族救亡的火种。
1936年6月7日，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合唱音乐会，第七个曲目便是《毕业歌》。当时，租界警务部门为压制抗日舆论，对歌咏活动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的专门检查。因而，在保留下来的警务处档案里，我们得见了当时送审上报的《毕业歌》英文全译。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此刻，中国人民用歌声表达愤慨、凝聚信心的势头已然无法阻挡。1937年9月至11月间，上海各大广播电台不约而同地将音乐类节目的重心调整为抗战歌曲展播，亮相频繁的《毕业歌》不再仅献给学生，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1938年，吴涵真主编的抗战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抗战歌曲集《叱咤风云集》将《毕业歌》作为抗战“大众歌曲”予以郑重推介。同年，上海大众歌声社编辑出版了一本抗日救亡歌集，里面收录了聂耳抗日爱国歌曲遗作十二首，《毕业歌》名列第三，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和《前进曲》。可见，在时人心目中，《毕业歌》与抗日救亡、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有多么直接、深刻的联系。
全面抗战期间，《毕业歌》是大后方抗日青年极为钟爱的一首时代之歌。传唱既广，《毕业歌》振奋人心的“金句”也衍生出了不胜枚举的抗战宣传“变型”。1939年6月，桂林的抗日义卖宣传就改写《毕业歌》词呼吁：“同胞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的一切也不能迟疑了！”无论是清唱，还是念读，抑或是书写，《毕业歌》朗朗上口、情绪饱满的歌词都洋溢着朝气，鼓舞着人心。《毕业歌》的艺术与精神双重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日报》7.15 邹赜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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