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
1986年春夏之交,他至出版社向李佩芝交稿,是关于泰国的一组散文,我初见先生。他头发略分,朗朗笑着,露出了一个灞河汉子的白牙。
2014年以来,先生约我吃饭数次,除了司机,就是我和他。总以为先生有什么事,然而直到放箸付款,离开餐桌,他也只是问了问我的情况,不言其他。他常常会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沉默着,无意之中惆怅一声,终于无语。先生有他的特点,从不贬人,从不骂人,此贵于吾辈矣。我和他吃饭,每每是先生掏钱。我望着他提取了口袋里的一沓人民币,步出包间,过一会儿,又望着他步入包间,坐下来吸几口雪茄,说:“走。”
先生一直善待我,我是有感动的。求字送客,我懂尊重其劳动,然而尚未探价,他便说:“你来,你来,来就行了。”敲门入室,略做招呼,先生遂递我一个书袋说:“这是一幅,你送客。”又递我一个书袋说:“这一幅,也给你,你不嫌就留下。”淡然笑着,使我如享熏风。刘茵编辑我的散文,需要一篇评论配发,我开口请先生之作,他说:“好!你什么时候要?”在约定之日,我登堂取其文章。他先给了我一份复印件,后又持一份自己的钢笔件说:“这也给你吧!”出乎意料的惊喜,仿佛天窗悠启,阳光旋照,一片明亮。
1996年,我编辑了他的文集五部,行世在即,打算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出版社不愿意有花销,就把负担转嫁给先生了。幸而一家企业慷慨资助,问题得以解决。企业欲通过新闻发布会腾声三秦,这也很是正常,遂提出由其老板主持。先生约我见面,茶饮之间,悦然相告企业支持之事。获悉新闻发布会要由企业老板主持,我劈头盖脸地说:“这不行!版权是出版社的,必须由出版社领导主持。”先生一愣,又说:“我已经答应了。”我说:“陈老师,答应了也不行啊!可以给老板增加一些节目,主持必须交出版社领导主持。”先生骤然发火,怒气冲冲宣示新闻发布会作罢。不料形势如此,我遂婉转校正。经过反复协商,新闻发布会归出版社领导主持,然而程序多有空间,以让企业老板亮相,事遂顺利且圆满。先生轻松愉快,竟向领导夸我厉害,可以重用。
还有一次,我邀三五朋友小聚,先生说:“某某几次要见我,干脆喊他也来,就算见了。”窃以为某某不纯,便没有允诺,也没有通知。那天晤飨,先生注意到某某不在,就问我:“某某没有来?”我恬然且怡然地看着他,没有正面回答。先生略有色作,说:“不就是加一双筷子的事么!”我蔼然不语,恭候他之平静。俄顷启宴举杯,先生遂开颜而乐。半年以后,某某便以其莽撞之举彻底得罪了先生。相信先生明白,我也没有再解释什么。
时在2008年,春节期间,先生做东请客,十余人也咸为朋友。我和庞进有龙之辩,影响广泛,以至席间诸君仍发所议。庞进并不在场,不过先生似乎倾向庞进,是扬龙的,并以二月二,龙抬头这样的民俗论证。我的观点是:龙的文化属性十分复杂,然而其要害在于,龙是皇权的象征。基于此,龙极易为专制思想所利用,所以选其角度抑龙、贬龙、责龙,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觉悟和承担。可惜出于对先生的敬重,我既不能径言,也不能大言,遂他一句、我一句,一句杠一句,气氛渐渐凝固,终于紧张到诸君无不噤声。先生也搁下筷子,背靠椅圈,仰起头吸烟。菜一盘一盘地上来了,我转至先生面前,说:“陈老师,搛菜!”先生悠着气息说:“你先用,我抽几口烟!”
记得2007年,文学院有意成立一个写作中心,委托我邀先生做主任,他欣然响应,然而拒绝报酬。先生说:“你看,我有工资,有版税,字也有一点润格,还在别的大学做一些事,这就够了。担任写作中心主任,我能做什么就会做什么,只是我不能再拿报酬了。我很清楚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合适,不能过。我不能过!”我知道了先生的所想。此肺腑之言,给了我难得的启示,文学院领导也啧啧赞之。
(《吾情若蓝》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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