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和烦琐的就医过程中，陪诊员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很多人相信，他们是曲折的跨省求医路上的一条捷径。
一
网上挂号没有普及的年代，马建帮客户熬夜排队挂号；如今，他在北京完成不需要本人到场的检查和前期工作。“如果北京专家说可以来北京做手术，再让患者本人来预约检查手术。替他们省下不少时间和住宿成本。”甚至，当患者本人无法来北京时，马建还会在医院门诊拨通电话，让患者和医生直接通话或者视频对接。
前几天，马建陪诊过一位来自天津的嗜铬细胞瘤患者，这种疾病被称为“高血压杀手”，会使患者血压极其不稳定，甚至升至200mmHg以上，可能危及生命。老人急需手术，且手术前必须服用α受体阻滞剂，并且要在各个科室来回奔波会诊。老人自己走完这个流程可能要两周，且进出京津两地需要频繁的核酸检测。而这些复杂的前期准备就由马建代为完成。
他也遇到过一个云南三岁的孩子意外跌倒后发生了颅脑损伤，在云南当地的医院头颅CT显示脑部积水严重，当地医院的方案是需要开颅减压，否则轻则影响智力发育，重则危及生命。家长害怕风险，不敢手术，就挂了一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号让马建代问诊。专家读片后，询问了孩子的基本情况、目前颅围，认为保守治疗也完全可以有效解决患儿的问题。家长也就放心地选择了保守治疗，最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马建说，在北京像他一样专门做陪诊的人其实并不多。陪诊员火了之后，很多人只是跟风在网上拍视频、卖课，真正去干陪诊员的人没有太多变化。正常情况，马建的陪诊也就一天两单，上午一单下午一单。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医院的单子他都快接不过来了。在马建的网络店铺中，跑腿陪诊这项的购买数量超过1万份，月销量大于1000份，粉丝有1700多人。
二
马建也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陪诊工作的。2013年，马建的一位朋友需要在北京看病，马建替他在现场排队挂号，“排了一晚上队也没有挂上，号都在黄牛手里。”当时马建正好从前一个工作离职，帮朋友挂号这件事启发了他，“外地来北京办事儿的人肯定特别多，各方面的都有。”他开始在北京做跑腿代办。
马建称，一开始他什么活儿都接，包括代办签证、去学校取成绩的活儿。陪诊方面主要是为复诊患者代开药。疫情之后，医院的单子变多了，签证的事儿少了很多，这两年他还组建了陪诊团队，基本只在忙医院陪诊的工作。
马建的不少客户都是病情危急、行动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户在治疗过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队缴费取药时，他也会偶尔垫付上千元费用，这比陪诊服务费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户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病例等隐私信息寄送给陪诊员。
从业9年来，马建还没有遇到过与客户关系紧张和遭遇官司的情况，“找陪诊来北京看病，都是很着急的人。人家都走到找陪诊这一步了，没必要专门来坑我。”除了马建这样的私人团队，网上还有许多陪诊公司，大部分都是服务于某一个城市。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诊公司也会找到北京的陪诊员——如果有当地的患者需要来北京，他们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诊员建立合作。
遇到疾病，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大城市。马建近期的服务对象中，超80%都是外地患者，因为疫情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自己来医院的，就把所有的资料证件寄给他，让他去医院问诊拿药，然后再快递回去。
还有一些亟待进京进行复查和化疗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诊。何英珍就是因为这个联系上马建的。疫情之前，何英珍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年初出院后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开药。5月北京疫情严重，住在石家庄的何英珍一直无法进京，而她的化疗方案中一种最新的抗癌药物在当地很难买到，28天一次的化疗周期又不能等人。如果中断治疗，等待何英珍的是肿瘤的复发。
一般情况，马建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8点之前就要到达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安贞医院、肿瘤医院……马建陪诊常去的都是这些比较拥堵人多的大医院，很多患者在当地看完病之后，还想来北京的大医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或者想来北京看看是否误诊。
三
疫情之后，陪诊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王悠洁的孩子是一名罕见病患者，上海发生疫情之前，住在浙江南浔的她每个月带着孩子去上海的医院看病。在全国，治疗这种罕见病的专家只有两位，一位在上海，另一位在北京。
王悠洁称，小孩子因为疾病，不能长时间在陌生人多的公共场合出现。去北京坐飞机，需要在公共空间太久。然而4月上海疫情，北京还能正常接诊，她不得不挂了北京的号。
在买好前往北京的机票到达杭州萧山机场的时候，王悠洁和家人的北京健康宝突然出现弹窗不能登机，王悠洁的哥哥帮她联系到了陪诊员马建。
因为病情特殊，也没有在北京看过病，王悠洁给马建发了几十页的电子资料扫描件，通过马建的电话和北京的医生交流。王悠洁说，从浙江到北京看病，当天不能往返，机票酒店要几千块，目前从北京回到浙江还需要隔离。带孩子去一趟耽误太多时间精力了。
王悠洁称，她之前没有听过陪诊员这个工作，这次因为疫情孩子无法看病才发现淘宝上有很多这种服务。和她一样，刘晶也是因为父亲的病才第一次接触陪诊员，当时感觉“一下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刘晶和她的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她说，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情况下，自己会尽可能地陪同父母看病，未来迫不得已的情况依然会找陪诊服务。“我们有4个老人要养，还有孩子。很多时候是精力上真的顾不上，我们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实在是有心无力。”
（文中除马建外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6.22 赵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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