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广西南宁、安徽亳州、贵州威宁、云南文山等地相继向社会公布了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而此前，已经有数十个地方向社会公布了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穆阿妮认为，这背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为适应新形势而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的一种探索。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这是社会治理创新探索的一种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领导干部能够高质量地解决问题，也要求领导干部能够更快速、更便捷地进行回应，公布手机号码刚好是一个符合这种趋势的途径。其实，群众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期待立即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回应。”
庄德水也同时提醒，人们在支持部分地方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的同时，并不是鼓励更多地方立即跟进，以避免更多地方为创新而创新公布手机号码，避免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成为一种作秀，毕竟回应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并不是只有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这一种途径。
（《法治日报》6.29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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