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首版75周年

    钱锺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学者型讽刺小说家，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围城》于1946年至1947年在郑振铎、李健吾编辑的《文艺复兴》期刊上连载。并于1947年首次出版单行本。

    因《围城》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故而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围城》以当时身处精神危机中的方鸿渐的人生历程为折射点，揭露抗战期间中、上层知识界的众生相。同时，对于当时种种社会弊端、不良风气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给予尖锐地剖析、讽刺与鞭笞，并力图探求人际间的基本关系、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人生的内在意蕴，给人们以思想深层次的震撼与启迪。

    在《围城》的写作中，钱锺书从生活的细小事情入手，穿过生活的真实与平庸，掀开人生的面纱，使我们得以透过“文学世界”的小孔，窥见社会的本来面貌以及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钱锺书善于用含蓄却不乏幽默讽刺的笔调揭露客观环境的无奈和人性的猥琐面，展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里的困顿、空虚与迷茫。他用俏皮而灵动的诙谐比喻以及深刻而精致的揶揄讽刺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围城”的全景图。杨绛先生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此乃“围城”。

    俏皮而灵动的幽默比喻

    《围城》的诙谐幽默，读来令人感到可笑却又发人深省。此般幽默无疑是源于钱锺书对于人情世态的精微洞察以及对于人生的超脱领悟。钱锺书在《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说笑》中这样阐释“幽默”，“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的确，在那个困闷、迷惘的时代，钱锺书实需借此来纾解忧怀。可是，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如此——“幽默诙谐”在钱锺书的笔下变成了一把深入中、上层社会各个角落的匕首，他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下，为我们参透世事人生。

    钱锺书的文字仿佛是流动的，流淌着作者的文思与情感，流入读者的心田。它们浑然天成，却无一不深刻有力而俏皮新奇，说天道地间掺入了讽喻的机趣。譬如：“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标识。”我们一定都见过俏皮的猴子，瞧过猴子屁股，也看过猴子爬树，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了。可就是这些寻常的事物，到了钱锺书的笔下便被赋予了神韵而历历如画了，令读者在一览事物之全貌的同时，也不禁陷入对于人世间人情世故的沉思。

    深刻而精致的揶揄讽刺

    《围城》作为现代讽刺艺术的精品，文字辛辣而犀利。

    譬如小说中通过幽默而热辣的语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症进行了揶揄讽刺，“他们精神上都患着很深的崇洋症。”譬如方鸿渐，他“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一个留洋的人竟在国外学习中国文学，真是滑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钱锺书向我们阐明了原因：“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要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学科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货的原来价值。”这段短短几行的文字，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当时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蕴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当时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批判。在那个精神病态的社会，真才实学不是人们的通行证，“洋”招牌才是出人头地的“可取之道”。不仅仅是方鸿渐，还有韩学愈、曹元朗、褚慎明之辈，皆是凭“洋”招牌来博取名利、仗势欺人。

    至此，若是说，现代讽刺小说自鲁迅之手开创，在老舍、张天翼、沙汀手中发展并日趋成熟。那么，到了钱锺书的《围城》，讽刺艺术更是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钱锺书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下，用幽默、讽刺、充满喜剧色彩的笔调，酝酿悲凉的小说气氛，使得无数人们在笑声中哭泣，在诙谐中沉郁。

    飞入寻常百姓家

    倘若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大众之间还存在着某些难以言说的文化距离。那么，其与影视的相汇与交织则能编成一幅幅瑰丽壮美的画卷，构成一帧帧满载记忆的画面，从而缩减其间距离。

    据电视剧《围城》的编剧孙雄飞回忆，在电视剧《围城》开镜之时，曾经有人告诉他这样一个笑话：黄蜀芹导演请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演员来担任《围城》中的某个角色，结果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原因很简单，她对别人说：“黄导演请我演‘围墙’，‘围墙’是什么？我不高兴！”当时听了这一笑话的孙雄飞编剧并未发笑，而是深感悲哀。

    他以及黄蜀芹导演悲哀于当时部分青年的浅陋，悲哀于文学艺术界的现况……而这也成为了他们改编《围城》的初衷。恰如黄蜀芹导演所说，“我们想要借助电视这一大众的媒介，让人们都知道，中国有这样一部有趣的小说。”此间种种，展现的是黄蜀芹导演、孙雄飞编剧他们对于《围城》的酷爱，更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在拍完《围城》之后，黄蜀芹导演曾说：“以后人们可以像拍《红楼梦》一样拍各种版本的《围城》，可以更哲理些，或更情节些，可以更好笑些，也可以更悲哀些。反正，再怎么拍是别人的事，而我们这些人今天凑在一起，就拍我们这一个《围城》，不管以后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一定要自己做得尽心尽力。”而我想说，幸而有如黄蜀芹导演这样一批对待艺术潜心笃行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蓬勃朝气、他们的察幽洞微、他们的不懈求索，使文学名著最终得以走下历史的舞台，走进寻常百姓家。可以说，1990年，由黄蜀芹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围城》的改编，实乃文学巨著与影视剧融合的一次成功实践。此番影视与文学的交相辉映，不仅令影视作品增添无穷魅力，也给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丰满羽翼！

    （《北京晚报》6.18 赵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