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族群治理中的儒学价值

    新加坡自1819年开启近代化进程，经过200年互动交融，形成了与其体量并不相称的为世界瞩目的“小邦大治”。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族群构成了带有典型马赛克特质的“新加坡民族共同体”的多彩底色。

    作为源自特定族群历史文化的传统伦理，儒学带有清晰的华人烙印，其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需要辩证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建国以后的文化政策和国家价值体系缺失的反思，新一轮的儒学复兴运动得以在亚洲价值观的架构下赢得发展机遇，并逐渐融合为国家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但是，假如从官方角度倡导某一族群的文化和价值规范，必然会出现族群同化和泛化的隐忧。所以，政府一方面通过影响舆论来引导社会大讨论，强调儒学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教义一样都是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邀请余英时、杜维明、熊玠等八位知名新儒学代表人物访问新加坡，基于全面调研来制定合理的儒学复兴计划，从而推动新加坡“成为一粒洒向这个多元世界的全球性文明的种子”。

    同时，政府还将儒家伦理课程作为选修课引入学校教育，强调儒家思想只是一种伦理体系和生活规范，与其他宗教教义不对立，更不会构成威胁。政府希望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纳入国家价值体系，使其能够跨越族群边界，成为各族群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的一部分。显然，儒学成为新加坡特定时期塑造和建构“共同价值观”体系的一块敲门砖。

    （《中国新闻》5.31 范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