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农业可能是人类演化史上最大的错误。
首先,农业影响人类健康。在采集渔猎时代,人类的饮食结构比较全面,但在农业时代就比较单调。定居之后,人口密度增加,传染病也随之而来。在农业刚起源时,人类的寿命是缩短的。
其次,农业带来了社会的分化,带来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和剥削,所谓的文明社会起源是奴隶社会。还有,人类开始破坏环境,森林被砍伐,沼泽被排干,大量土地变成耕地。所以,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环境,农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戴蒙德还特别强调两个原因:一是资源的浪费,一方面农业需要大量储备,但量很难把握,另一方面是社会分化产生了资源分配不均;二是带来了大规模的暴力与战争,不是说采集狩猎者就没有暴力,只是那时候人口基数太小,只有到了农业社会,才会发生几十万人的厮杀。
戴蒙德的观点可以自成一说,但绝对不能否认农业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没有农业,就不会有文明,任何一个文明都立足于农业基础之上。采集狩猎时代,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没有等级,似乎特别美好。但那个时代的生产是被限制的,所能支撑的人口必然有限。
进化论中讲“适应”,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应该翻译成一个中国传统词——“位育”,出自《中庸》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育”强调的是主体,而“适应”强调的是外部条件。位育的意思是,外部的条件为我所用,而非我不断去适应外部。
潘光旦用“位育”来翻译“适应”,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博厚悠久的一个特征。中华文化是一种养育的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最崇尚教育,发明了完善的考试制度,以考试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其实这就是一个最早的开放的文明。
(《中国青年报》5.24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