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蚩尤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顾颉刚先生曾分析，司马迁当年对待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问题的认识，是采取了“二重证据法”，即“民间故事和书本（文献）记载”比而观之。司马迁一方面从文献的角度，梳理了“百家言黄帝”；一方面则“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真实记录下民间流传的黄帝故事和传说，正所谓“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翻检《史记》，我们知道《五帝本纪》为本纪第一，而《黄帝纪》又置于开篇书首。说明作为史家的司马迁是确信中华民族历史上，有黄帝这样一位文化智慧和力量象征的神人远祖存在的。

    上古氏族之间有和平共处，同时也会有冲突和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时，“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在司马迁的认识中，黄帝恰恰是经过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而被诸侯咸尊“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在古人的认识中，黄帝、蚩尤的关系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有如阋墙之衅，蚩尤在历史上的形象转换就是最好的说明。即蚩尤虽然败亡，但并不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安排，而是以同仁一视的兼容并包，转化成为华夏族不死的战神。如此也就从一个端点回答了黄帝和蚩尤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史诗英雄。

    近代学者刘咸忻读《史记》曾注意到：“史公论语，屡言五帝，无以陶唐为主之意。”《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是司马迁一次重要的知识建构，这个知识建构的意义在于，以此揭橥黄帝战败蚩尤的意义，归其要旨就在“大一统”，在于民族凝聚力精神的锻造。因此，司马迁以黄帝及其时代（包括炎帝、蚩尤、共工）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源头，具有不凡的史识。

    文献记载，蚩尤之九黎战败后，《诗经》有谓：“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说明西周仍有“黎民”的称谓，以后黎民更成为百姓、民众的统称。这也恰好说明了九黎已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黄帝、蚩尤的文化意义在于，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从而超越了单纯的血统探源，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根脉共识。

    黄帝与蚩尤文化及其信仰影响至今，其价值意义举凡两点：一是农耕文明下，积久形成的众志成城，抵御自然和人为灾害，抗争不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在氏族融合过程中，面对危机与困难，坚毅果敢、自强不息、创新发展的伟大品格。这些伟大品质已深深沉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里。

    （《光明日报》5.7 李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