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南京市儿童医院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引起人们好奇的是：“学习困难”真的是一种病吗？这样的门诊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开诊的意义
3月8日，星期二，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又迎来几十位焦虑的父母。门诊只在每周二、隔周六固定开诊，有的家长等了半个月才终于抢到了这天放出的40个号。
诊室里，一个五年级孩子的妈妈正细数着女儿的“异常”：写作业时，不断地啃手指甲，一个小时过去只写了五个字；语文、数学只有二三十分……
在孩子四年级时，学校老师就建议家长带孩子来门诊，但孩子的爷爷反对，觉得这不是病。现在是没有办法了——之前考试还能及格，如今越来越差。
相比普通门诊，“学习困难”门诊的问诊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医生要为每一个病人预留20分钟。从孩子的学习成绩到孩子本身性格特点，再到上课注意力如何、是否丢三落四，“学习困难”门诊医生吴丹丹要从家长和孩子琐碎的回答中，判断出基本情况。
“学习困难”门诊的另一名医生黄懿钖说，最初确定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有过担心——会不会引起家长过度恐慌。事实上，他们希望通过这个门诊，让家长摆正心态，认识孩子究竟有没有学习困难的问题？有的话，是哪种原因造成的？是否有解决办法？
从2021年2月正式设立“学习困难”门诊至今，南京市儿童医院的接诊数据表明，“学习困难”背后有多种成因。
科室主任刘倩琦说，就诊的近4000个孩子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被诊断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英文缩写“ADHD”）——这其中又包含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抽动两大类症状，有的孩子还同时出现了两种症状；另外一部分孩子表现出自身智力水平较低。目前，“ADHD”的就诊率仅为10%左右。
吴丹丹说，很多“多动症”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共病”（指同时伴有其他问题）的概率会增加。她解释，这些孩子容易冲动，与人发生摩擦也多。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学业的成就感也会较低，最终有可能彻底厌学，或患上抑郁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孩子的自尊和自我成就感几乎全都来自于学业和同伴关系，“一旦这个塌了，后面可能都塌了”。
对于学龄期孩子的“ADHD”，药物治疗是最有效的方法，吴丹丹说，但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初中以后，相对最佳的治疗期已经过去了，她常常感到可惜。
两难的选择
在南京市儿童医院，被确诊“ADHD”以后，6周岁以上的适龄儿童可以选择药物治疗。目前可供选择的药物是两种：专注达、择思达——这是针对“ADHD”最有效的医疗手段。
药物伴随着副作用，最常见的是食欲不振、睡眠问题。药物治疗每个月开销1000元左右，在很多城市，这笔钱并不在医保报销的名录里。
还可以选择每周四、五开展的行为干预训练，但同样费用不菲，比起药物治疗，行为干预训练见效较为缓慢。一旦为孩子作出选择，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考验着家长。
陈静生活在这种考验之中已经九年了。女儿在小学三年级时被确诊为“ADHD”。不能被落下的紧迫感让她选择了吃药，因为“马上就要高年级了，行为干预训练每周都要请假，不上学怎么行呢？”这一吃，就吃了八年。今年六月，她的女儿即将参加高考。
陈静常常说起的遗憾是，如果在女儿幼儿园出现异常时，她能意识到这并不是“孩子淘气”“难带”，从那时就开始做行为干预训练，也许就不用经历漫长的服药期。
对家长来说，是否用药是个两难的选择。陈静设想过另外的可能：让女儿推迟一年读书，不吃药，做行为干预训练，或者脱离应试教育。医生也告诉她，“多动症”患者当中有22%的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愈，但这个选择需要父母有更加强大的内心，要做好孩子可能没办法顺利完成学业的准备。而她“没有那个胆量去尝试”。
在门诊的第三天，记者遇到了陈颂文。他的儿子今年10岁，一年级下学期被诊断为“ADHD”。到了二年级，他们发现，儿子同时还伴随着“阅读障碍”。
陈颂文原本在上海开公司，为了孩子，他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回到安徽老家工作。孩子的妈妈李慧颖也结束了自己13年的事业，成为全职妈妈。
在孩子更小的时候，陈颂文和李慧颖忙于工作，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现在李慧颖反思，他们错过了孩子大脑系统发育最好的时候。现在，她都会建议自己的朋友，孩子生下来要自己带，哪怕辞职一两年。只有这样，才会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更早地发现问题。
一场“持久战”
对于家长们来说，照顾“ADHD”和“阅读障碍”的孩子就像是在打一场持久战。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父母的养育方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不改变，孩子的问题行为就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女儿开始吃药后，会感到疲惫，不想上晚自习。只要女儿提出要求，陈静都会跟老师请假。孩子吃药出现副作用，食欲不好，她就精心搭配一日三餐，让孩子带去学校，从初中开始坚持到现在。9年间，每个月她都会准时到医院拿药，和医生交流，风雨无阻。
陈静的这种坚持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吴丹丹说，她在门诊见过很多“闪送”的工作人员，都是帮家长取药的。这种情况下，她无法和家长沟通，获取不到关于孩子的有效信息。
对于陈颂文和李慧颖来说，他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从儿子确诊“ADHD”到发现伴随读写障碍，他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吃了一年的药，李慧颖发现儿子的学习没有任何改变，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解决“阅读障碍”的系统性方法。
（《北京青年报》 4.12 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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