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药价怎么砍

    张劲妮：“其实我们谈判组对底价可以调整的空间是零。我们就是按照底价(谈判)，你们踩进来，我们相遇，踩不进来，我们就是平行线，真的很艰难，我觉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企业代表：“我们也是，我们也快掉眼泪了……你们给点提示。”

    这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引发热议的一段视频，对话场景是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最终，经过8轮报价、协商，这款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品——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价格定为每瓶3.3万元。

    而之前，该药品每瓶价格曾高达70万元人民币。它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消息公布后，全国患者和家属都激动万分。有患儿家长表示，按3.3万元价格计算，除去医保报销部分，每年自费药价约10万元，比过去有大幅下降。

    “这款药的降价幅度确实很大，让大家感到惊讶。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并非医保药品降价的普遍现象。”曾连续两年担任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刘国恩说。药品的降价幅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来自3个专家组的意见：临床医生专家组对药物评价、打分，提供基础参考信息；药物经济学专家组根据药品给病人带来的获益，提出测算价格；医保基金专家组测算药品对医保基金的影响，提出建议价格。医保管理部门在综合测算价格和建议价格后，最终确定一个底价。这个底价会被封入一个信封，直到谈判开始前才打开。只有当药企报价不超过底价时，谈判才能成功。

    “药企总是觉得专家建议的价格太低，这可以理解。卖家永远嫌价格低，买家永远嫌价格高。”刘国恩说，“但我们要将可能被纳人医保的药品，与现有临床上正在使用的医保药品相比较，企业在研发产品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竞品的存在，因为一种药品的最终价值，是要与临床治疗手段相比较，才能体现出来，你不能只谈自己的价值，忽略竞品的价值。”

    刘国恩对中国医疗卫生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源自从小的成长环境以及多年的实地调研。他出生于四川茂县农村，1976年从茂县一中毕业后，当了一年多赤脚医生，恢复高考第一年，他被西南民族大学数学系录取，本科期间自学经济学，硕士考人西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与统计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6年，刘国恩公派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后相继受聘于南加州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在美国生活了15年后，刘国恩的人生出现另一个转折点。

    2001年，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专程前往美国劝说刘国恩回国发展。临别前的夜晚，两人在校园的林荫路上边走边谈，张维迎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反复做思想工作，刘国恩则以各种理由婉拒——家庭、事业……走到深夜，张维迎的一番话打动了刘国恩：“在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搞卫生领域的研究是不正常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空白，我专程前来邀请你……这犹如一列为你特别发出的列车，要么你上来，要么错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2006年，刘国恩辞职回到北大任教。十几年来，他见证了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发展，也认识到这个体系的复杂性以及深层次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2019年，他到四川凉山地区的昭觉县帮助脱贫，调研了当地农村居民在看病就医方面的很多问题。例如，农村女性普遍存在妇科病，因为缺乏基本卫生常识和基础医疗条件，导致病情非常严重，甚至把很多家庭拖进贫困泥潭。与此同时，城市里的患者同样在抱怨看病难。刘国恩认为，问题出在医疗服务结构上。“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分级诊疗，要为广大医务人员创造多点执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既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个人，更有利于广大患者。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解决起来是一个系统工程。”刘国恩说。

    （《环球人物》2022年第8期 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