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彩礼漫谈

    彩礼在古代称为聘（娉）礼或聘财，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之一。从西周时期始，关于婚姻的缔结便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规范：

    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从社会风俗来讲，婚姻不遵从父母之命，没有专门媒妁的提亲，是会被整个社会所鄙视的，这样的结合不被认可。

    二是男方需要向女方纳聘财。据《仪礼·士婚礼》的记载，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是指“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财，下聘意味着婚约关系的确立，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得随意违背婚约。

    彩礼在周甚至周以前相对比较简单，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彩礼也开始“水涨船高”。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这样介绍当时普通人家的彩礼：“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通俗地讲，就是拿彩礼的时候，一顿饭的工夫，一家一辈子攒下的钱就没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彩礼之高。

    唐代将聘礼作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唐律疏议·户婚》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在没有婚书的情形下，将男方下聘礼、女方受聘财这样的社会通俗做法也视为法律上的婚约成立，某种程度上承认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事实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法律对聘财的认定标准相当宽松，对聘财的形式及数量并无严格的限定。如唐律中“聘财不拘重轻，但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纳征”之礼。“‘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立法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聘礼不以钱物多少为限，只要双方具有以此作为聘礼的共同认识，即为法律所认可。聘礼不论财物多寡，不论礼物之形式，但是聘礼又需要庄重雅致，以表达对婚姻的尊重。

    彩礼源于婚俗，而后定为制度，彩礼不仅是婚约关系存在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婚姻缔结的担保。古代法律一开始对彩礼没有数量和形式的硬性规定。但是，由于妇女在传统家族制社会中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体价值，传统的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结婚对象的挑选并非基于情感，彩礼中的财产属性被放大，由此导致的女家待价而沽互相攀比不可避免。最终使婚姻演变为身份、等级、阶层、利益交换的较量。

    时代发展，两性婚姻的缔结应当在基于个体独立的基础之上，回归其情感价值。“鸿雁于飞，肃肃其羽”，彩礼的意义也需要回归其仪式感的价值定位。

    （《光明日报》4.15 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