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师父和父亲

    ■李保田

    一封“人民来信”

    小时候，我并不是个灵秀聪明的孩子。母亲说我曾经胖而好玩、憨态可掬。贪玩好奇自不必说，这是小男孩的常情，却透不出日后离家出走、多年流浪的征兆端倪。

    我五岁那年，厌烦了幼儿园的单调乏味，趁人不备，一溜烟儿跑到了离家不远的街上，东游西逛，饱看街景。那是个星期天，我头一次觉得没人管真好。

    逛累了我就蹲在路边看那些大孩子玩儿弹球。玲珑剔透的球儿在地上美妙地滚动，我两眼直直地盯着看，却不料幼儿园、父亲单位、家里上上下下早已沸反盈天。天渐渐黑了，我浑然不觉。突然有人从背后狠踹了我一脚——是父亲，他暴怒地揪住我的耳朵，将我从地上拎起来。

    因为留级，我在班里面大一岁，个头比别人高一截，这可不是鹤立鸡群的感觉，而是羊群里出了一头驴的感觉，又让我觉得矮人三分。严重的自卑心理让我更没有心思好好学习了。

    老师把我当作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活样板，常叫到讲台前罚站。久而久之，老师和我都习惯了，以致有一天这种习惯成了自然——老师忘了叫我放学回家。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里看着漫天的雪花出神，直到母亲到学校来找我，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父母认为老师这种教学方法有欠妥当，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学校，他们不知，这一举动竟然使他们的儿子在学校成了“人民公敌”，被学校里所有的人挖苦、嘲笑。老师们要么十天半月也不提问我一次，要么就是几科的教师轮番教训我。久而久之，我也就习以为常了，于是得一外号——橡皮脸。

    小学六年级那年的冬天，江苏省戏曲学校与江苏省文化干校来徐州招生。我背着父亲，领了一个弟弟去报名。考试的时候，我竟然表演得活灵活现、活泼乖巧。我和弟弟很快都接到了录取通知。那是1960年，我十三岁。至今我仍不能确定，去学戏和在学校里念书，到底哪个会更有利于我的后来。

    善待我的人

    我的师父是个善良的老人，团里的副团长，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他不像别人的师父那样要求弟子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例如端尿盆一类。但是假如他要求，我一定心甘情愿的。

    师父没有多少文化，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内秀而寡言，平日里全然看不出演戏人的神采，然而一到台上，他的周身便会散发出令人眼睛发亮的光彩。

    1961年夏天，不知犯了什么邪，全团的人几乎都染了疟疾，打摆子。师父已病了四十多天，每日打针吃药仍不见好转。病中的师父愈加寡言，他的静默增添了我的恐慌。

    那天下午，四点钟的太阳依然灼热，我看见坐在水龙头旁边的师父，他将双脚伸进池里，用凉水不停地冲。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感觉不到流动的水溅湿了自己。我跑去摸摸他，都被他滚热的身体烫得缩回手来。我说，“别冲了，回屋躺着吧。”师父就这样呆呆地被我扶回了房间。

    七点我再去看他，他红得可怕的眼睛着实让我乱了方寸。我喊来师哥，师哥问他一些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又去找团长，团长说快送医院。

    我和师哥找了辆板车。师哥拉着车，我扶着车把，两个人在铺满细石子的马路上气喘吁吁地跑，一直跑到三站路以外的一家小医院，我至今记着它叫“第三医院”。天将黑了，我们叫出值班的医生，他用职业性的目光看看师父说：“这个病人我们救不了，你们得到大医院去。”我们拉着车一口气又跑了七站路，大医院到了，我的心狂跳着，仿佛幸福即将来临似的极度紧张。几分钟之后，师哥沮丧地跑回来说，需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做抢救费。二十元，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只有十块五毛钱，而此刻我们都不名一文。

    师父离开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来，想到这一幕，耳畔就响起一个声音：师父是在你手里死去的。那是无情的天命对贫穷无力的人发出的责难和嘲弄，那或许只是我自己心底的回声，却每每使我那些轻飘的成就感、自豪感和虚荣心碎成粉末。

    师父死的时候，我依然是团里最惹人忌恨、受人欺负的人。不仅如此，我大概还是最让他操心却最没出息的徒弟。这种惭愧的折磨有时甚至胜于他的死留给我的负罪感。师父死了，死在我手里，怀着对我的失望。这失望因他生命的完结变成不可更改的永恒印象。

    久别的父亲

    在一次去外地演出的时候，我害了病，持续高烧整整一个月。我头一回想到了死，想着自己可能就这样看着星星在这个角落里静默地死去，心中恐惧却不动声色。

    后来团长派女秘书带我先回了徐州。她将我送到剧团便去会朋友了。我在空无一人的过道里放下单薄的行李躺下来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竟然在医院的一间大病房里。同住的是糖尿病人和心脏病患者。我被诊断为伤寒。

    就在这家医院里，还住着我的一个亲人，那是我久别未见的父亲。一天中午，我正睡着，觉得有人在将我发麻的手臂放平。我睁开眼睛，父亲正俯身看我。见我醒来，父亲的眼圈一红。我呆望着他，他直起身转身就走。我抑制不住哭了。这是我离家出走几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

    第二天我去了父亲的病房。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不看我也不说话。这以后我的胆子渐渐大了，常去看他；有一天我拿了日记去看父亲，向他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日记中的一页上写着：“爸爸，你不要瞧不起我，等我将来成了大演员，我要爸爸来接成了大演员的小李保田回家。”父亲看后将日记本摔到墙上，诅咒似的说：“你成不了大演员！”

    1966年初，我意外地得到父亲病重住院的消息。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穿着破旧的棉衣棉裤去医院看了父亲。不知为什么，父亲那天同我说了很多话，并嘱咐说：“你是老大，将来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弟。”那是我成年以后父亲第一次这样温和平静地同我谈话，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第二天中午，我忽然心慌得不行。赶到医院，离探视时间还差二十分钟，守门人拦住我，我看着自己破旧的衣裳，羞于向他说明自己是李勇的儿子。我只好去街对面的书摊上花两分钱租了两本小人书，漫无边际地乱翻。我心中忐忑不安，草草看完，再奔到病房。

    拐进那条走廊就看见父亲病房的门大开着，黑暗的过道上只有那一截映着白亮的天光，屋子里不断有人走动，慌张的影子在那截光亮处移动。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

    父亲的一只脚伸在被子外面，脚上穿着灰色的尼龙袜子。无限的空虚惊愕中，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种想法：“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我不眨眼地盯着父亲的那只脚，却没有勇气看父亲的脸。

    师父的死让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脆弱，父亲的死逼我磨砺自己，成就事业，以告慰他长眠的遗憾。而小弟的死，使我已经不年轻的生命又负载了他留下的使命。

    痛苦焦灼的我常常因这样的追问而彻底堕入迷茫，但是没有谁能为我作答。我只有以我的画笔、刻刀作答，以我剧中人的悲喜哭笑作答。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停止。上天有知，他们的亡灵有知，我虽卑微平凡，却要尽毕生的力。

    我久久铭记着法国荒诞派戏剧家科克托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粗糙的大理石坯，造化这个大师用锤子、凿子不断地敲打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忍受，不要呻吟不要哀嚎。配合他的敲打，因为他要成就你、创造你，去掉多余的，保留艺术必需的一切。”

    岁月是刻刀，在我们脸上刻下皱纹。命运是刻刀，在我们心中烙下创伤。每当我失望痛苦的时候，我相信上苍的目光在深切专注地对我凝视，那正是他最钟爱我的一刻。我将盛着满心的感动迎接这一切，报答这一切。

    （《自说自画：李保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