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中感知“运河边的中国”

    我们现在所说的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自古以来，大运河就是沟通南北东西，继而将中华文明腹地与亚欧非几大文明相互衔接的重要纽带。通过大运河，最晚在唐中期，陆上、海上两条丝路在亚欧大陆东端的闭合连接、交叉延伸就已经实现。

    山东德州的苏禄国（主要统治区域在今天的菲律宾）东王墓修建于明永乐年间，是国内仅有的两座外国君主陵墓之一。在隋唐大运河西端的古都洛阳，出土于20世纪初的《波斯君丘之铭》，记载了信奉景教的波斯人充当唐朝使节出使拜占庭的历史。

    从“黄河—运河”关系来说，大运河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来就是难解难分的。漕运畅通与黄河安澜，被历代朝廷视为关系天下安危的重中之重。事实上，自大运河通航以来，“引黄济运”与“遏黄保运”从未中断，运河的兴衰也与黄河治理的成效息息相关。元明清三朝，“漕之通塞视乎（黄）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黄河的泥沙沉积、泛滥冲刷和夺淮入海，是京杭大运河河道淤塞、中断、冲毁的主要原因。保障漕运安全畅通，也因此成为黄河治理的重要目标。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大运河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从大运河形成之日起，它就不只是一条连接首都和基本经济区的人工内河，而有意识地向西通过洛阳、西安等节点城市，以水陆相兼、水陆联运等不同形式，将其辐射效应深入西北内陆的高原、盆地、草原、沙漠。

    新时代，循着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走向，多条高铁干线在衔接织网，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复航工程和南北向连接京津冀、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大运河稳步推进。

    （作者：河南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刘涛）

    （《解放日报》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