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郑敏的诗与思

    郑敏先生走了。1月3日，在那个清冷的冬天的早晨，九叶诗人中最后的一片叶子，带着她对诗与思的追寻，对中西文化的渴求和探索，对人类的忧虑和希望，飞往了天国。1月7号是送别先生的日子。那天，她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安详、辽远、宁谧，仿佛进入了永恒的沉思。她的思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汇聚着中西文明的交融。

    文学创新绝不是凭空想象和臆造

    我跟着先生读了7年书。与先生交谈，使我更深一步地了解了先生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在中西文化方面的互通和她将当下的现实问题置于中西文化传统中去思考的学术视野。

    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她和我们说，当时西南联大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对诗歌非常有热情，很多人都参加了诗社，进行诗歌创作。那时联大的不少老师从国外求学归来，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英国新批评派学者燕卜荪教授也在联大教课，因此，现代主义诗潮对他们那一代诗人的影响非常大。而先生念的是哲学系，听了郑昕先生讲授的康德、冯文潜先生讲的西方哲学，又选修了冯至先生的德文和他讲的歌德，深受德语文学和西方哲学思想传统的影响，因而她受到奥地利德语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的影响更多。

    先生给我们讲的艾略特扭转了我们对现代主义诗歌和诗学的看法。她带我们读艾略特的经典之作《传统与个人才能》，讲他的《玄学派诗人》。在艾略特看来，所谓诗人的个人才能无不是融于他那个广博的文化传统之中，来源于那个文化厚重的历史感和传统的血脉，而传统也正是在当下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和变异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已死的、过去的传统。诗人只有在这样的传统和历史感之中才能获得他的个人才能，而个人才能在这个意义上又是非个人化的。艾略特所开拓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美学，正是建立在他对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重新发掘和阐释的基础之上，这一方面激活了17世纪的诗歌美学，另一方面又使得新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找到了它的传统根脉，不至于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浮。先生的讲解给我们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那就是，任何文化和文学的创新，都不能与滋养它的文化血脉隔断。所谓的创新，是在一个大的文化传统中的变革、更新、推进、衍化，而绝不是凭空想象和臆造出来的东西。

    新诗面临的不足和困境

    先生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新诗在今天面临的不足和困境。她认为，新诗与我们的古典诗歌传统，与汉语文言文的根基，与我们的古老的文化血脉产生了脱节，这使得我们的新诗无处安放，找不到它的血源，这是新诗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

    现代主义诗人庞德在20世纪初提出了意象派诗歌的观点，这正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最初改变传统英诗表达方式和诗歌观念的一个突破口。在庞德那里，这个突破口恰巧来自东方古老的语言和文化。他从美国的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遗孀那里得到了一部未完成的遗稿《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庞德根据这部遗稿整理翻译了19首中国古诗，名为《华夏集》，于1915年出版。这些从中国汉字和古典诗歌的形象性得到的灵感极大地启发了庞德，促成了他对英语传统诗歌的改造。先生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无限感慨，她说，中国的新诗诗人不惜抛弃汉语文言文诗歌中的精粹，到西方的诗歌中寻找新诗语言的诗意，而庞德这位西方的现代派诗人却到中国的汉字和文言文诗歌传统中汲取激发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养分，这真是一场令人慨叹又使人深思的文化错位啊！当时，先生的观点令我感到非常新鲜，也十分震撼，更使我意识到中西方文化的跨越和交汇能够给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带来启迪。

    从未远离中国文化之根

    先生虽然一生浸润于西方文学艺术的熏陶中，但她的思考永远带着东方的视角，难怪她在美国布朗大学凭借多恩诗歌研究获得硕士学位时，连她的导师威伯斯特教授都赞赏她的论文，因为那里面跳荡着一颗东方的诗心。先生的祖上是著名词人，有《碧栖诗词》传世，母亲能用闽调吟咏诗词，先生小时候对古诗词的音乐感是很有领悟的。后来，她被过继给姨妈，养父与亲生父亲是留学法国时的拜把子兄弟，受到的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她的教育也是注重平等自由的开放式教育。

    然而，先生并没有远离中国的文化之根。她在西南联大的哲学课上不仅学了西方哲学，还特别受到冯友兰先生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人生哲学的影响。初次踏上诗歌创作之路的郑敏先生那时候常常求教于冯至先生，而在冯至先生身上，她感悟到的不仅有哲学的博大精深，也有中国文人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来自杜甫的对人性、对人民和对国家始终不渝的深情。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谈起她对杜甫诗歌的热爱，她曾经通读杜甫诗全集的集注本，从中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的境界，先生认为，这种境界是我们今天的年轻诗人们所应该重视和培育的。

    先生给我讲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时，常常从老庄哲学出发去进行阐释。她说，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说道是万物之本源的话，那么，这个道却又是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无形质、无法命名的，从这个角度讲，道并不是一种有形的存在。记得当时先生的另一个弟子还在国内的一家重要学术刊物上与一位知名学者进行了学术商榷和争论。虽然在这些学术观点上，先生的观点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先生在学术上勇于争论、积极开拓的气魄，我们作为弟子都十分钦佩。

    先生研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不仅从古老的东方哲学去观照，而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古老哲学与文化的再阐释之中。她在给我们讲艾略特的传统观时就认为，传统不是过去的东西，传统应该活在当下。她常说：“你一定得带着你的传统往前走”。

    （《中华读书报》2.16 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