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家长遍寻“育儿宝典”,其实,先贤早已给出良方。但先贤们并不提倡“鸡娃”,他们在家书、家规、家训里的方法论,可以说是一部“古代反鸡娃宝典”。
说起“鸡娃”,江南古城苏州似乎是成功的“鸡娃之乡”——这里盛产状元,自唐至清一千三百年间的596名文状元,其中的苏州人多达45个,占了8%。
学者黄晓丹认为,盛产状元与苏州民间学风有很大关系。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去看望外婆时,路上遇到的一个场景:外婆生活在苏州一个叫做浒浦的小镇,1980年代的一个夏天傍晚,河边坐着一个农民,干完一天农活,洗过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就坐在河边看一本小说。路人走过时,脚步都会轻一点,生怕打扰到他。
“这就是一种重学的风气,而且它有一个传承。”黄晓丹说。她提到,在明朝,苏州有个有名的“补履先生”,也就是专门给人补鞋的鞋匠。他小时候因为家中贫困没有机会上学,目不识丁。长大后,他靠补鞋挣钱识字——用一文钱换人家教他一个字。认字之后,他爱上了看书,一边修鞋,一边看书。他看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只是单纯的热爱。等到他75岁去世的时候,几乎家徒四壁,架子上只有书。
很多苏州百姓让他们的孩子向“补履先生”学习,苏州很多文人也为他写传记。“这样一种风气的沿袭,我觉得才是一个地方文脉真正的基础,也是它能够产生那么多状元的真正原因。”黄晓丹说。
虽然盛产状元,但这些苏州名士并不“鸡娃”,也就是说他们不以应试为目的,比起考试,学问更重要。
苏州才子顾炎武,他到27岁之后不再参加科举,黄晓丹分析:“不是说他考不上灰心丧气,而是他认识到,真正对于社会、国家有利的学问,绝不仅仅在八股文之中。”顾炎武后半生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他读地理、经济、军事、农田、水利、交通之书。
另一位大家范仲淹,在庆历新政的时候就提出一条建议,叫“精贡举”,说的是科举考试不要只考应试作文,还要考策论,也就是考具体的治国能力。
世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少有人知道,范仲淹为苏州的全民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他生前创立了两所学府,一个府学,一个义学。
府学是范仲淹45岁任苏州知州时造的。他上任不久,就在苏州当时一个叫南园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准备把家安在那里。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块地方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就想,世代出公卿,可要是公卿不读书怎么办?所以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当公卿而已,要让全苏州的人都来读书,让公卿出在读书人中间。后来他就把这块地捐出来,造苏州府学。
学者于丹尤其激赏范仲淹办的范氏义学。她介绍,范仲淹61岁那年,也就是他去世两年前,开创了一个理想之地叫“义庄”。义庄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义田”,也就是他买下一千亩地,将这些地租给人家种,从中收取租金;另一部分是“义学”,“义田”挣来的钱,就用来支持范氏家族的穷困子弟免费上学。“一个‘义’字是它的魂魄。这是一种义务教育,它能够让大家获得一种公平。范仲淹把他这一生,前一甲子在仕途上磕磕碰碰没有实现的理想,都带到他最后这个超乎功利的作品上了。”于丹说。
苏州府学和范氏义学历经千年,延续至今。苏州府学就是现在的苏州中学,范氏义学就是现在的苏州景范中学。苏州府学出了一大批状元和杰出人才,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钱伟长等63位中外院士,王国维、钱穆等大师名家,教育家叶圣陶等等。
(《南方周末》2.17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