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壬寅年,俗称“虎年”。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在第三位,其体态健壮,毛色绮丽、性凶力大、气势勇猛,被誉为“山兽之君”“兽中之王”。
历史上,北京地区常有野生动物活动。先秦史籍《山海经》已有“幽都(北京)之山,上有元豹、元虎、元狐”的记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西部及北部山区仍有老虎出没。
据《北京林业志》《北京森林史辑要》等记载:历史上的北京地区森林茂密,尤其是山区面积较大,复杂多变的地貌和多样化的气候、茂密的阔叶林和充沛的水资源,为野生动物的繁殖和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至少在宋辽时期,北京及周边地带人烟稀少,山地及平原尚未大规模开垦,由此成为野生动物的王国。特别是金元之前,卢沟河(今永定河)上游植被茂盛,“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栉”,林中“虎豹穴藏,人鲜径行,骑不能入”。
唐代北京称幽州,距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有千里之遥,属北地边陲,人烟稀少,多有虎豹出没。明代《帝京景物略》称:“梁公为昌平县令,有媪,子死于虎,媪诉,公为文檄神,翌日虎伏阶下,公肆告于众,杀之。土人思公德,立祠也。”大意是说,唐代狄仁杰(去世后追赠梁国公)任昌平县令时,一妇人之子被老虎所害,妇人告到县衙,狄仁杰张贴告示,请神捉拿猛虎。狄仁杰将虎游街示众之后杀掉。当地人感恩图报,建祠纪念狄仁杰。
唐代诗人李白于天宝十年(751年)应幽州节度使判官何昌浩之邀,北行幽州,并与其骑行于燕北山中,遇虎而射,遂写下“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的诗句。虽然“一射两虎穿”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北部地区确有虎出没。
明代文学家李贽在《藏书·儒臣传》中记载:唐开元间(713年-741年)裴旻镇守北平郡,颇好狩猎,曾“一日得虎三十”,即一天捕捉到30只老虎。
辽金时期,西山一带时有虎豹出没,并下山至辽南京、金中都周边活动。
金代虎曾活动于中都(今北京城区西南部)门下。据《金史》载:泰和八年(1208年)八月,中都阳春门外有猛虎出没,并行至今前门外三里河一带,章宗完颜璟“驾出射获之”。
明代北京地区有关虎的行迹,在史籍中记述较多。为了护卫天寿山皇陵,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朝廷还组织百余人的杀虎队,在军都山一带进行围捕猎杀,以平息虎豹之患。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颇好以戏虎为乐,并于正德二年(1507年),在皇城西北角、太液池的西岸,建造了一座虎城,遂“令居庸关太监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供其戏乐。张爵所编《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虎城在太液池西北隅。睥睨其上,而阱其下。阱南为铁门,关而窦。其南为小阱,小阱内有铁栅如笼,以槛虎者”。而《明史·江彬传》则记载:“一日,帝捕虎,……虎迫帝,(江)彬趋扑乃解”。即武宗戏虎之时,险些被虎所伤,幸被江彬解救。武宗还令驻守边关的军士捕虎进献大内,“彪(小虎)赏银二十(两),硕虎赏银八十(两)”。
崇祯二年(1629年),驻守居庸关的明军捕得幼虎两只,以木笼囚之,送至京师之虎城。崇祯皇帝闻知大怒,训斥道:“虎豹乃山林之灵兽,当行于山林,囚之于栅,甚是无道。”随即令人放虎归山,并对捕虎进献者重惩,随后以“民脂民膏,养此何用”为由,取消了虎城之置。
与元明时期相比,清代北京地区野生动物已有所减少,但仍有虎豹出没。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八月,麟庆率其子及僧人、猎户若干人,携“竹片及火器,寻路诣陵”。当将行至一片密林时,“大风忽来,木叶簌簌有声,陵户呼曰:‘虎至’。急登台望之,遥见一羚羊窜过西岭,一虎下饮于溪。陵户曰:‘此守陵神虎也,不可惊。’须臾,返风虎去。”麟庆喜不自胜地发出了“家山四面俱全”的感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金陵环境葱茏,植被茂盛,所以才有老虎及羚羊出没。
据《北京林业史话》载:金代初期北京地区基本保持着原始生态平衡的野生动物资源,元明时期随着大都及北京城和皇陵的兴建,清代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北京周边山地林木、山石遭到大量砍伐及开采,加之水旱灾害频发,导致河流干涸、草丛枯萎、大量食草动物迁徙它处或死亡。尽管历代采取了一些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补救措施,但大多是由人工纯林取代了过去的针阔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十分有限,无法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提供足够的食物,由此影响到了虎的生存环境,到了清末,北京地区已难寻虎的踪迹了。
(《北京晚报》1.25 户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