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老虎轶事

    2022年是壬寅年，俗称“虎年”。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在第三位，其体态健壮，毛色绮丽、性凶力大、气势勇猛，被誉为“山兽之君”“兽中之王”。

    历史上，北京地区常有野生动物活动。先秦史籍《山海经》已有“幽都（北京）之山，上有元豹、元虎、元狐”的记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西部及北部山区仍有老虎出没。

    据《北京林业志》《北京森林史辑要》等记载：历史上的北京地区森林茂密，尤其是山区面积较大，复杂多变的地貌和多样化的气候、茂密的阔叶林和充沛的水资源，为野生动物的繁殖和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至少在宋辽时期，北京及周边地带人烟稀少，山地及平原尚未大规模开垦，由此成为野生动物的王国。特别是金元之前，卢沟河（今永定河）上游植被茂盛，“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栉”，林中“虎豹穴藏，人鲜径行，骑不能入”。

    唐代北京称幽州，距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有千里之遥，属北地边陲，人烟稀少，多有虎豹出没。明代《帝京景物略》称：“梁公为昌平县令，有媪，子死于虎，媪诉，公为文檄神，翌日虎伏阶下，公肆告于众，杀之。土人思公德，立祠也。”大意是说，唐代狄仁杰（去世后追赠梁国公）任昌平县令时，一妇人之子被老虎所害，妇人告到县衙，狄仁杰张贴告示，请神捉拿猛虎。狄仁杰将虎游街示众之后杀掉。当地人感恩图报，建祠纪念狄仁杰。

    唐代诗人李白于天宝十年（751年）应幽州节度使判官何昌浩之邀，北行幽州，并与其骑行于燕北山中，遇虎而射，遂写下“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的诗句。虽然“一射两虎穿”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北部地区确有虎出没。

    明代文学家李贽在《藏书·儒臣传》中记载：唐开元间（713年-741年）裴旻镇守北平郡，颇好狩猎，曾“一日得虎三十”，即一天捕捉到30只老虎。

    辽金时期，西山一带时有虎豹出没，并下山至辽南京、金中都周边活动。

    金代虎曾活动于中都（今北京城区西南部）门下。据《金史》载：泰和八年（1208年）八月，中都阳春门外有猛虎出没，并行至今前门外三里河一带，章宗完颜璟“驾出射获之”。

    明代北京地区有关虎的行迹，在史籍中记述较多。为了护卫天寿山皇陵，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朝廷还组织百余人的杀虎队，在军都山一带进行围捕猎杀，以平息虎豹之患。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颇好以戏虎为乐，并于正德二年（1507年），在皇城西北角、太液池的西岸，建造了一座虎城，遂“令居庸关太监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供其戏乐。张爵所编《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虎城在太液池西北隅。睥睨其上，而阱其下。阱南为铁门，关而窦。其南为小阱，小阱内有铁栅如笼，以槛虎者”。而《明史·江彬传》则记载：“一日，帝捕虎，……虎迫帝，（江）彬趋扑乃解”。即武宗戏虎之时，险些被虎所伤，幸被江彬解救。武宗还令驻守边关的军士捕虎进献大内，“彪（小虎）赏银二十（两），硕虎赏银八十（两）”。

    崇祯二年（1629年），驻守居庸关的明军捕得幼虎两只，以木笼囚之，送至京师之虎城。崇祯皇帝闻知大怒，训斥道：“虎豹乃山林之灵兽，当行于山林，囚之于栅，甚是无道。”随即令人放虎归山，并对捕虎进献者重惩，随后以“民脂民膏，养此何用”为由，取消了虎城之置。

    与元明时期相比，清代北京地区野生动物已有所减少，但仍有虎豹出没。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八月，麟庆率其子及僧人、猎户若干人，携“竹片及火器，寻路诣陵”。当将行至一片密林时，“大风忽来，木叶簌簌有声，陵户呼曰：‘虎至’。急登台望之，遥见一羚羊窜过西岭，一虎下饮于溪。陵户曰：‘此守陵神虎也，不可惊。’须臾，返风虎去。”麟庆喜不自胜地发出了“家山四面俱全”的感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金陵环境葱茏，植被茂盛，所以才有老虎及羚羊出没。

    据《北京林业史话》载：金代初期北京地区基本保持着原始生态平衡的野生动物资源，元明时期随着大都及北京城和皇陵的兴建，清代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北京周边山地林木、山石遭到大量砍伐及开采，加之水旱灾害频发，导致河流干涸、草丛枯萎、大量食草动物迁徙它处或死亡。尽管历代采取了一些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补救措施，但大多是由人工纯林取代了过去的针阔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十分有限，无法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提供足够的食物，由此影响到了虎的生存环境，到了清末，北京地区已难寻虎的踪迹了。

    （《北京晚报》1.25 户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