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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共识”是有自由意志的主体经由严肃公共讨论获得的事关社会公正的判断，那么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媒介拟真理论意义上，由符号、代码构成的媒介之网包覆一切，形成了一种模型先于真实的“拟真”状态，人无法将自己的“本质”从媒介中剥离出来，也无法将“真实”与媒介的统计和模拟分离开来，更无从在这种媒介生存中建立批判性、否定性维度。平面化、模式化的符号之网已经取消了深度结论的可能，甚至，已没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人已经被抽象为符号、数据点和流量池。这对今天的社会治理、知识形成、个体生存无疑都是一种警报。
媒介类型伴随技术进步而日趋多元化的态势，曾引发人们对多元话语权的乐观预期。但鲍德里亚很早就提出过一个媒介的悖论，“大众媒介是反中介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媒介的结构建立在这种界定之上；“它们总是阻止回应，让所有相互交流成为不可能……这是媒介真正的抽象性。社会控制与权力体系就根植其中”（同上）。这里的意思是，交流必须有双方对等的力量，但在今天的技术社会中，再没有与完整的代码系统对等的意志、思考、智力的力量，因此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拟真之下媒介所产生的所谓公共舆论，不是媒介对大众意志的反应，而是媒介建构出来的无指涉物的东西。
在晚期著作中，鲍德里亚进一步认为，“大众”也是媒介的产物。民意测验、公共投票、社会评估这些媒介行为遵循的是统计的一致性，而不是遵循个体意志和观念，其结果已在投票模式中预设，其所产生的过量和无用的信息构建起了沉默的大众。媒介，表面上加速交流，本质上却阻断交流；大众，表面上释放出更多的话语权，实际上失去了回应性，这就是鲍德里亚在媒介拟真理论中提示的一种系统的虚无主义、整体意义的破坏。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互联网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诞生后舆论场的生态，可能会对这段话的现实性有更深的体认。
十多年来，社交媒体的出现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它们指向开放的信息流动，指向话语的自由和话语权的平等，从而一改印刷时代写作权力的垄断和写作者向大众训话的姿态。喷涌而出的讨论热情和摆脱“现实规则”的快感，都是对这种平等性的反应，站队和撕裂则成为自由话语的一种特别表现方式。经过最初的话语平权叙事，人们渐渐发现，这种激烈的、剑拔弩张的网络争论又相当有“规律性”，或者说，相当模式化。
社交媒介形成了一种公众票选的生存模式，其品牌建设框架、内容生产规律、同业竞争规则都建立在这个模式之上。无论是公共投票、热搜榜、热推榜，其原始模板就是鲍德里亚曾反复提及的民意调查，它在今天的社交媒介中化约为观点更单一但情绪更饱满的票决。针对各类新闻事件和实时话题，新浪微博每日由各种性质的微博主体发起的投票有几万到十几万起，参与人数达几千万人，但微博投票制作模板的选项最多只有八个，大部分投票只有二至三个选项，选项基本是按照“同意”“不同意”“吃瓜”这三个面向设计的。将本来复杂的公共讨论进行了简笔画式的化约，在此基础上，又往往预设了答案。
在巨量的、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投票中，人们所潜移默化接受的规训是这样的：首先，公共讨论约等于“选边站”；第二，只需要论点，不需要论证；最后，多数就是对的。考虑到社交媒体已经完全覆盖了生活，或者说生活已经完全内在于媒介，上述讨论模板是真正普遍主义的，形成了独立于角色身份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性。
这是一种不太容易甄别的状态，人们自觉话语权正在凸显、声音正在变得多元，但模板化的公共讨论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弃权。这就像互联网联通一切，人却更加原子化的悖论一样；像信息技术同时带来了多元化和大型垄断性平台的悖论一样，原因都在于过去那种外部强制权力已变成了由代码的自由布展构成的新控制形式，人则成为被算法的“微定向”准确控制的数据点。抽象“数据”与“数据”之间，又如何能形成具有自由意志主体之间达成的那种共识呢？
（作者:《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刘文嘉）
（《读书》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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