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囤积狂”

　　“你真的不考虑扔一部分吗？”面对40岁的企业高管龚家凯，整理师吴剑俐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吴剑俐有近300次上门服务的经验，龚家凯的家算得上一个挑战。从客厅走到房间，至少有十个行李箱散乱地放在地上；厕所的浴缸里放着纸箱，里面是不知名杂物；约15平方米的卧室，鞋子收纳盒铺满了一整面墙，牛仔裤叠起来几乎堆到天花板……吴剑俐带着两位同伴，用了整整36个小时才完成工作。龚家凯承认，自己“有一定的囤积倾向”。

　　“囤积症”

　　龚家凯经常在世界各地重复购买同一款物品。他有20双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新百伦运动鞋，“我很喜欢这个款式，就买了美国、欧洲、日本不同地区生产的”。卧室架子上，挤满了凯蒂猫和泰迪熊，他解释，“也不是喜欢，但泰迪熊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凯蒂猫在日本各个城市有不同版本。”还有客厅里一排排雷同的可乐瓶、行李箱，“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时带回来的，特意买的当地产的，我只要路过看到了就会买”。

　　龚家凯是吴剑俐的客户之一。他身材健硕，开朗而健谈，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收入颇丰。他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生，在美国长大，在上海工作，他始终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所以更喜欢那些有回忆、有沉淀的东西”。

　　王萱今年27岁，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在同事看来，她是一位“精致时髦的都市女性”，没人会想到她生活在一个如此无序、杂乱的空间中。

　　家门口的走廊，放着十来个未开封的快递纸箱；客厅里，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个叠一个，堵住了进出的空间；阳台上，“杂物小山”堆得和冰箱一样高，地上散落着形状各异的收纳盒，里面塞着牛仔裤、毛绒玩具、衣架、洗衣液、零钱包。一个月前，朋友去找她，一进门就露出了“极其嫌弃的眼神”，待了不到十分钟就“赶快溜了”。

　　工作5年，搬家6次，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王萱的房间面积逐步扩大，与此同时，王萱对物品的渴望也在迅速增长。在床头柜上，王萱放了14瓶正装香水，虽然明知道香水消耗缓慢，不久就会过期，但“不买小瓶的，大瓶的这么摆着才好看”。    

　　王萱想过，如果家变得简洁空旷，自己会开心吗？答案是否定的，她喜欢被物品包围的感觉。她说所有物品都必须备齐，要考虑每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为了不知何时会登门的客人，她囤了十几双拖鞋，以及同样数量的一次性牙刷、毛巾、鞋套。她甚至在当时租住的10平方米房间中准备了两条长凳，“要是来了五六个人坐不下怎么办？”“别人囤货顶多考虑半年、一年，我要考虑两年、三年、很久以后”，“万一以后会用上呢”。

　　经过近300次入户整理服务后，整理师吴剑俐对“囤积症”已经见怪不怪。她的客户主要是25~40岁的人群，大多穿着讲究，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收入。进门之后，却常常发现这样的情景，“有些家已经不是家了，没有光，没有风，密密麻麻全是杂物和垃圾，堆满整个屋子。”

　　消费装置

　　最近一次搬家，王萱不得不正视过多物品造成的后果。24个1米高的大号快递纸箱，都在10公斤以上，打包、邮寄、搬回、拆开、整理。沉重的箱子提醒她，要戒掉“囤积症”。然而，“断舍离”的路上有着无数绊脚石。

　　最大的障碍是购物软件精准的算法推荐。“世界上最懂我的就是淘宝，每次我心里想什么，它们就会立刻在搜索框和推荐页面出现，你只要打开，永远也别想停下来”。

　　其次是朋友圈的代购。“她们总是搞那种饥饿营销，特别容易让人冲动。”当代购称疫情反复将导致闭关，她购买了两包甘梅粉，最终完整地放置到过期。

　　更重要的是，她早已习惯将“买买买”当成不可或缺的情绪出口。今年上半年，职场和情场遭遇双重挫折，她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式纾解自己，“几乎每天都在下单”，只有在拆快递的瞬间，她还能感受到一丝雀跃。

　　整理咨询师王泽宇发现，她们整理的速度甚至赶不上客户购买的速度：“我们两天前才登门测算，设计好一套整屋收纳方案，一到她家傻眼了，‘618’（购物节）一过，门口堆了十几个大箱子。”

　　深入走访了近百名囤积症患者后，《囤积是种病》的作者心理学家兰德·弗罗斯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囤积者是市场营销的牺牲品：“我们都期望通过物品来获得快乐，不是出于实践和经验，而是由于大肆宣扬‘占有’取向的市场营销策略。”    

　　作者指出，制造囤积者和囤积现象的，是一套精密的装置：一个以物品为中心的消费社会。它包含林立的购物中心、丰盛的橱窗、无处不在的营销广告，文化氛围高度商业化。这套装置运作的核心，正是对“占有”的普遍信仰——人们相信，“人之存在”等于“人之所占有”，将物品当作身份、价值和意义感的来源。

　　为了成为“真正的精致猪猪女孩”，王萱不停购买小红书博主的同款：煮火锅要用“网红摩飞锅”，煮面要用“日式雪平锅”，餐盘要选粗陶的，窗帘得换成定制的，床头桌要藤编的，台灯买复古的……她很快发现，“精致”意味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连串的物品。

　　当于晓静还是家庭主妇时，她习惯于看直播购物打发时间。囤打折货给了她充实感，“沉浸在自己很持家的想象中，觉得给家里省了很多钱”，也给了她另一种价值——她期待收到物品后拍照上传的一刻，“就这么说吧，那时候的我，只是买一套SK-Ⅱ，都要在朋友圈晒一下，好像那样才会更自信”。

　　如今她逐渐意识到，这一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我配得上，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买。我不买，并不意味着我低人一等。”

　　可当晓静试图逃脱这个装置——放弃那些“轻奢包”、背着自己喜欢的迪士尼卡通帆布包出门时，却遭遇了他人的质疑。她记得，有一次参加培训，在场不少女士都背着价格不菲的包，老师看见她，用令人不适的语气说道：“你怎么还背这个？”

    心灵负累

　　王萱起初勤于收拾，后来渐渐选择无视，任由快递包裹堵在玄关，有的放置了一年多都没打开。

　　于晓静则与丈夫频频因家务问题起争执。一旦看到丈夫下班后随手将外套搭在沙发上，她就忍不住怒斥他让家中秩序雪上加霜。两人互相指责，“你习惯太差了！”“是你东西太多了！”

　　与此同时，物品也掏空了收入。去年王萱辞职休息，才发现工作五年的存款还不够支撑在一线城市生活3个月。于晓静则在有一天收到信用卡账单后心里一惊，她发现作为家庭主妇的自己，每月竟有1万余元的信用卡债务。抬头环视整个家，囤货时的满足早已消失，只剩下无尽焦躁。

　　新浪乐居财经收集了13282份整理服务消费者的问卷数据后，在《2020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中指出，“91%患有‘囤积症’，83%衣柜衣物数超过500件。”

　　“‘拥有物和财富越多就越幸福’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逐步流行开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金海长期专注于消费文化研究，他认为，在它的指引下，人们热衷于占有和积累物品，促成了大众层面上的囤积现象。

　　然而，在更宏观的叙事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于当前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背景下，应当如何缓解“社会囤积症”呢？

　　“如果我们把消费仅仅理解为对物的购买、占有和积累，那么这种消费与生产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吴金海指出，消费区别于生产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个过程，是对时间的一种消耗。也就是说，当社会从“以占有物品为主的商品消费”转向“以时间消耗为主的体验消费”，大众层面的囤积现象便能得到缓解。

　　在《物窒欲》一书中，詹姆斯·沃曼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发展体验式消费和共享经济，鼓励演出、展览、旅游、课程等体验式消费，增加更多像共享单车、民宿等有利于提高物品使用效率的共享经济。

　　（《解放日报》2.8 夏杰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