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齐格蒙特·鲍曼
在“前现代”,社会定位是一种传统的、归属型的机制,它相对直接地要求“人以群分”,达到但不高于由他们的出身决定的“社会分类”标准。拆解了“前现代”之后,现代性赋予社会个体“自我构建”的任务:自行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个体的责任在过去根据社会定位清晰地界定:贵族、商人、雇佣兵、手工业者、农场佃户或农场工人。现在,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的社会定位,并使这个定位得到社会的认同。
最初,工作是承接这份新责任的首要工具。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平稳的、持续的,需要经历一系列泾渭分明的阶段,人们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新的工作机会设置了期限,到期后的安排另行通知,或者干脆是兼职。它们经常和其他岗位合并,没有任何持续性保障,更不用说永久就业。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简而言之,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死路一条。
然而,这个意义重大的新转折,并没有被看作是一场生存威胁。因为对身份的社会认同也发生了变化,老式的职业生涯变得不再合时宜,且与新身份的任务和要求完全脱节。按照乔治·斯坦纳精辟的警语,所有的文化产品都被设计为具有“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并且可以瞬间废弃”。在这样一个世界,终生构建一个提前设计的身份确实会带来麻烦。正如里卡多·佩雷拉所言,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文化潮流前赴后继地涌进浮华的公众市场,又迅速过时,衰败的速度比获取注意的速度更快。因此,当前的身份最好都只是暂时的,人们只需轻轻地拥抱它们,确保一旦放手它们就消失不见,以拥抱下一个身份。“身份”这个词或许已经失去了效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所掩饰的比揭露的更多。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恐惧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
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变化多端、无限创新、飘忽不定的消费品市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担忧。无论是耐用品,还是易耗品,从定义上来说,消费品就不打算永久存在,不可能提供什么“终身的服务”。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它们遍体都写满了死亡的悼词。
消费品的这些特质和当代社会身份问题特有的矛盾性,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和谐和共鸣。身份像消费品一样被占有,而占有是为了消费,所以它们终将消失。和市场上的消费品一样,对一种身份的消费不应该——不允许——熄灭对其他更新、更好身份的渴望,也不应该——不允许——妨碍人们接纳新身份的能力。这意味着,与其去其他地方寻找工具,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到市场。“集合身份”,即随意地安排商店里能买到的、不太持久、容易剥离、可随意更替的标签,这似乎正是人们应对当代生活的挑战所需要的。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出版 郭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