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导演耿军的新片《东北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最高奖最佳影片金爵奖。大奖在握的他没觉得自己融入了这个行业,“到了四十多岁,融进哪儿、混进哪儿这件事,其实没那么刺激了。最有兴趣的可能是持续地能做作品。”
《东北虎》的故事要从十年前讲起。十年前的大年初二,耿军在鹤岗车站遇到朋友徐刚,徐刚寄养在别人家的狗被吃了,他正在等车去新华镇报仇。耿军清晰地记得,徐刚当时穿着一件黑色旧夹克,夹克的毛领起了球,肩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正是走亲访友的日子,一个中年人却为了一只狗去复仇,非常荒诞,又有些林冲风雪山神庙的况味。那种味道立刻勾住了耿军,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写进了剧本,这就是《东北虎》的前一半。他的创作往往都是从这种具体的人物和画面出发,不断伸展繁衍,直至形成整个故事。
电影里另一个有关讨债的人物,也跟徐刚有关。徐刚干过铲车,但总是收不回来钱,有好几年春节,耿军都跟着徐刚去要账。他还记得那个公司的楼道里站着的全是要账的人,会计一来,所有人就“嗡”地涌上去,但欠钱的老板确实没钱。这种欠账、讨账循环往复的生活,成了他们的日常。
除了为狗复仇的男人和被追债的男人,《东北虎》里还有一个独自侦查丈夫出轨的孕妇。他们都是动物园里那只东北虎的“分身”。东北虎过十九岁生日的时候,市电视台还特意播送了新闻。喜庆的另一面是悲伤:它已经被困了整整十九年。而主角们也因为债务、仇恨、婚姻危机而被困住、被套牢,无法挣脱。这来自耿军的现实感受,“我们都是被困的人,这就是这个人生阶段要面对的东西”。
耿军一直将镜头对准身边的人,他们大多是失败者、贫困者和游民,受困于生活的泥潭。鹤岗朋友的生存状态,不仅成为他取之不尽的故事原型,也影响着作品的底色。有个同学曾在酒桌上非常失落地说,太难混了,如果有30个朋友,一个朋友家一个月去一回,我这一个月吃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仔细数了一下,没有那么多朋友。耿军把这段话用到了短片《镰刀锤子都休息》里。徐刚扮演的劫匪说,我还差29个。张志勇扮演的骗子问,咋差那些呢?徐刚叹了口气,都荒废了。
徐刚是个铲车司机,张志勇在残联工作,薛宝鹤曾是电视台编导。这几位鹤岗老朋友,几乎出现在耿军的每一部电影里。这几张肥胖而生动的面孔,是耿军作品中最具风格化也是珍贵的那部分。他们以失败者的形象契合了影片荒诞又幽默的气质,也成了耿军“鹤岗宇宙”的代言人。
起初,耿军也不明白“鹤岗宇宙”是什么意思,这是观众对他作品的戏谑概括。不过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具有悲伤气质的宇宙。
这几年,因为三万块能全款买房,鹤岗在网上火了,成为“躺平”一族的精神家园、消极对抗现实的乌托邦。编剧刘兵第一次去鹤岗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小城的舒适,冬天下午三点半就天黑了,四点开始吃饭,喝了三场了才十点半。耿军说,鹤岗很小,打车20块钱能走到头,让人觉得可以掌控,而在大城市你只能去适应,无法掌控。
而“躺平”背后的真相是衰败。2000年之后,鹤岗经济随着煤矿停产和伐木衰退而凋敝,年轻人大量流失。前些年,挖矿形成的塌陷区实施改造,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被迅速抹去了,留下了后工业时代的荒废景观。他有意将这些景观收纳在电影里,让电影具备文献价值,也形成了一种荒废美学。荒废美学带来的是悲伤气质。东北文艺曾经等同于小品、二人转等喜剧,但近年来随着工业衰退,又在文学、电影等领域催生了新的文艺风向。正如文学评论家黄平对“新东北作家群”的解读,他们体现的东北文艺,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耿军也用影像作为工具,构建着自己的乡愁,“我想用自己的视角来拍摄东北,是不同于小品、喜剧作品之外的另一个视角,首先是来自于对家乡的情感”。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3期 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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