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

    ■[美]迈克尔·桑德尔

    是什么激起了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呢？答案始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并不止于此。广泛的怨恨，本质上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关。

    阶层跃升的话语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即使是这种不平等的爆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基于这一信念，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以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对因全球化和技术更替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除种族、民族和性别障碍。这些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可以被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尽其所能”向社会上游前进。近几年来，两党的政客都反复强调这一口号，奥巴马特别喜欢这一口号的变体，这一口号取材于一首流行歌曲：“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在演讲和公开声明中运用这句话超过140次。

    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实现阶层跃升并不容易。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

    优绩至上的道德准则

    那些颂扬优绩至上理念并将其作为核心政治方案的人忽视了这个道德问题，也忽略了一些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东西：优绩至上的准则所产生的情感，无论在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在道德上都不受欢迎。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这些道德情感位于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暴动的核心。比起对移民和外包的抗议，民粹主义者做得更多的是控诉优绩至上的暴政。控诉者是有理由的。

    不断强调要建立公平的优绩至上社会，社会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赋，这对我们解释人们何以成功（或不成功）的方式具有腐蚀性的影响。制度奖赏天赋及努力工作这一观念，鼓励赢家将他们的成功都视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与否视为衡量优点的标准——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

    强烈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具有偶然性，有助于产生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安排，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但完全遵照优绩至上原则，会让人丧失对上天眷顾和恩宠的感受力。优绩至上观念削弱了我们将所有人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伴的能力。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天赋和财富的偶然性时，我们能感受到与同伴休戚与共，但优绩至上的原则几乎没有为休戚与共的意识留下任何空间。这就是优绩至上成了一种暴政或不公正统治的原因。

    民粹主义者的反抗

    60年前，一位名叫迈克尔·扬的英国社会学家就预见了优绩至上原则带来的傲慢和怨恨。其实是他创造了meritocracy（精英统治）这个词。在出版于1958年的《优绩至上的崛起》一书中，他问道：如果有一天，阶级壁垒被消除，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实现向上流动，将会发生什么？ 

    一方面，这会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工人阶级的孩子最终会与特权阶层的孩子并肩公平竞争。但是，迈克尔·扬认为，这场胜利会有副作用，因为这场胜利注定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赢家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因此会看轻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那些失利的人会觉得他们只能怪自己。

    在扬看来，优绩至上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它一定会走向不和谐。几十年前，扬瞥见了如今毒害我们的政治、激起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严酷的优绩至上逻辑。对那些对优绩的暴政感到愤恨的人来说，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在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在于社会尊严的丧失。主流政党和精英们忽略了政治的这一层面。他们认为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问题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那些从全球贸易、新技术和经济金融化中获益的人并没有充分补偿那些失败的人。

    这误解了民粹主义者的控诉，也反映了技术官僚治理方式的缺陷。在进行我们的公共讨论时，似乎可以把道德和政治判断外包给市场或专家和技术官僚，这让民主辩论失去了意义和目的。

    （《精英的傲慢》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 曾纪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