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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提出“南方”概念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1926年，他在《南方问题的某些方面》中提到，意大利北方的资本家同时控制着北方工人阶层和南方农民阶层，并将意大利南方作为可剥削的殖民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方”“南方”成为国际政治语言。一些曾沦为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明确使用“全球南方”来表明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2021年，英国期刊《第三世界季刊》推出特刊《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全球南方”》。该刊特约编辑、德国智库发展研究所跨国合作项目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豪格谈到，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南方”相关表达主要用作被殖民国家的统称，它们的地理位置大多处于殖民力量中心以南。“全球南方”常出现在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留影响、源于殖民历史的系统性不平等、“另类”权力和知识来源的潜力等话题的讨论中。在“南方”前加上修饰语“全球”有两层蕴意。第一，强调社会关系的互联性增强，将关于“北方”与“南方”、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第二，从以经济发展或文化差异为焦点，转向强调权力的地缘政治关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全球南方研究项目主任安妮·加兰·马勒认为，“全球南方”这个概念现在有三个主要用法。在国际组织中，“全球南方”常用来指代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这种基于国家的理解在深层次上源于冷战时期的政治思想。在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圈子里，“全球南方”在地理意义上更加灵活，它指的是受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地区和人群。换言之，有些经济意义上的“南方国家”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北方”，也有些经济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南方”。这种地理灵活性带来了“全球南方”的第三层含义：一个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全球政治共同体。
豪格进一步论述了马勒提到的三层含义。第一，在基于国家的视角下，“全球南方”指社会经济欠发达国家，常用的划分依据是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数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
第二，“全球南方”代表了不同的跨区域多边联盟。例如，七十七国集团（G77）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剥削、掠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集团。对七十七国集团而言，“北方—南方”仍是多边谈判中的重要参考。
第三，“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抵抗符号，代表着既反对“北方”主导的多边秩序，也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他霸权力量的抵抗情绪。这层含义与反抗持久的种族不平等和系统性支配的去殖民化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虽然当前“全球南方”研究领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研究人员，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领域许多核心出版物仍以英语为主导语言。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需要格外关注对英语去中心化，应投入更多注意力和更多资源来实现更丰富的语言代表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12.24 王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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