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者计划”是中国抑郁症互助社区“渡过”从2018年开始推出的治疗和康复的项目,通过让抑郁症康复者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陪伴服务,用他们患病感悟来理解患者,为他们提供支持,制造出更有利于病情康复的生活环境,并用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帮助患者及家属少走弯路。
停不下来的“过山车”
王辉是一位陪伴者,这也就意味着他曾经也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
2014年大三时,王辉变得拖拉起来,每天不想起床,不想上课,老师布置的实验作业也不想做。好不容易办完学校出国交换生手续,在异国风情之下,没有朋友,语言不通,他开始变得更烦躁。班主任老师推荐他去找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判断他是双相情感障碍,让他去医院仔细检查。
病症一直困扰着毕业后的王辉,双相障碍的他只能在状态好时工作,只能兼职帮人处理一些文章和书稿的编辑工作。在编书稿的过程中,王辉学到了很多小说以外的东西。“我发现一部作品其实不是一拿出来就是成品,可以不断地修改。比如那个作者,他写得很好,但错别字很多。”王辉意识到,世上并没有十全十美,自己也没必要追求完美。
在这期间,王辉加入了关心抑郁症患者的公益机构,认识了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的张进老师。张进看过王辉的情况,认为他可以成为“陪伴者”。每一个“陪伴者”,都由专业人士进行评估,有一些陪伴者会先在“渡过”的社群里做一段时间的管理员,待通过考查后才能转正。
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线下交流的,有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有在微信上文字聊天的。王辉发现,求助者有很多都是家长,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我孩子得了抑郁症,怎么办?”
作为陪伴者,王辉的一个任务就是为患者和家长建立更多的连接,然后再慢慢退出来。因为陪伴者很难一辈子陪在患者身边,但父母却能够这样做。“我觉得,父母是最好的陪伴。”
一位母亲的转变
腊梅是一名陪伴者,同时她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的母亲,在“陪伴者计划中”她接到的求助者也同样以患者家长为主。看到那些家长的状况,腊梅有时会想起自己,她儿子在患病期间,她也曾备受煎熬,也曾深陷焦虑。
现在,腊梅会把自己带儿子看病的经历,当做一种教训讲给求助家长听,让他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便于尽快找到帮助孩子并让自己走出焦虑的出口。
腊梅的儿子曾是重庆重点中学的好学生,模拟考试能考到600多分,目标就是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但从高二开始,他就出现各种症状,上课就头疼,晚上就失眠。精神科医生诊断他是严重焦虑,但只开了一些中成药。药吃了还不到一周,儿子就开始抵触治疗,不再吃药。
在四处问诊的过程中,腊梅的儿子仍旧坚持复习为高考做准备,参加了各种复读班。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他三次准备高考,但临到了考试时症状就会越发严重,结果反而一次都没考成。在这期间,孩子也一直尝试自救,但都没什么效果。
直到2019年,腊梅带着儿子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就诊,医生经过两个小时的问诊,建议他不要再强迫自己考试复习,顺其自然,直到这个时候全家才下定决心放弃高考。
腊梅现在也对青少年抑郁有了自己的思考,她认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比成年人的更复杂,她回想起儿子患病的经历,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她和丈夫对精神疾病完全不懂,认为治好了症状就什么都好了。所以,丈夫还一直让儿子坚持复习,期盼他治好后能参加高考。“但其实,孩子的病根就在考试的压力上。”
找到陪伴的意义
在陪伴的过程中,腊梅觉得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去年她陪伴的一个求助者,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的病,这个妈妈也抑郁了,曾经多次想自杀。腊梅跟她通过话后,两人在线下见了面,腊梅陪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来还一直保持着联系。通过腊梅的陪伴,这个妈妈调整了心态,慢慢地状态好了起来,没多久,孩子也停药了。她给腊梅发信息说:“我必须要发自内心地感激你,是你帮我掀开了盖在头上的盖子。”
在后来的交流中,这个妈妈和腊梅互相学习探讨,腊梅也觉得受益匪浅。
通过“陪伴者计划”腊梅认为心理健康知识对于预防青少年心理问题非常重要,她希望学校可以将心理健康知识纳入到日常教学中,让孩子们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对于已经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来说,她认为根本无法靠父母来解决,必须要借助外界的力量,这所谓的外界应该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以及类似陪伴者这样的社工。“当年如果我们家有一个像我现在这样的陪伴者,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了解抑郁症这个病,我们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北京青年报》12.16 张子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