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习近平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曾艳琴在2021年第4期《岭南学刊》上说，马克思基本原理是习近平防范政治风险重要论述产生的理论之基，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其产生的文化之源，百年大党的优良传承是其产生的历史之维。结合中国实际，习近平防范风险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我们百年大党的风险防范理念，具有传承性；与风险标准相契合，具有科学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作了深入思考，具有时代性。习近平防范风险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为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指南。

    更高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涵

    于峰、余金成在2021年第6期《党政研究》上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意涵向社会主义迈入更高阶段。所谓 “更高阶段”意味着，它既有“初级阶段”的诸多特点又区别于“初级阶段”，开始具有与之不同的特征。二者最根本不同在于社会主要矛盾改变：在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过程中，主要矛盾是人们还不能均等地满足发展需要，需要通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予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须经历完善、完备、完成递进过程，并经历三个演进环节：深化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途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标志；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是“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使命。更高阶段实现人类理想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对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用于初级阶段和更高阶段。

    把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信号更好

    陈绍玲在2021年第2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报）上说，2020年11月11日《著作权法》修订完成，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肯定了“节目说”的理论，否定了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节目说”认为“制作节目”等同于“传播节目”，混淆了传播与创作的关系。“信号说”的观点，既能有效防止广播分流，损害广播组织的利益，又能维持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平衡，不至于造成法律逻辑的混乱。广播组织权作为特殊的知识产权，“信号说”的观点不会动摇知识产权非物质性的理论基础。

    社交化阅读平台中的知识服务机制

    杨逐原在2021年第6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说，与传统媒体时代的知识服务不同，社交化阅读平台中的知识服务在机制、技术逻辑及路径方面都呈现出了自身的特征。服务机制上，合作、互动、弱连接、多链条的生产与服务对接是社交化阅读平台提供知识服务的主流机制；技术逻辑上，社交化阅读平台的知识服务遵循着连接-互动、共创共享及平台控制三个逻辑；路径上，社交化阅读平台要在内容推送、用户体验、圈层营销和娱乐与知识服务的融合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今后的发展中，社交化阅读平台上的知识服务应该走“知识+”的道路，变“钻取式”服务为“抽取式”服务，构建起更为体系化的知识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