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化：基于中国国家实践的研究范式

    在学术界对“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两个常用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这两个命题是根据西欧现代化国家实践的地域性经验总结出的，它们在解释中国的国家实践时，存在适用性问题。

    其一，由于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与民主化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在国家建构命题上，预设了一个通往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目的。可是，对于成长于20世纪中晚期的国家而言，现代国家的实践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西方学者这种国家建构及其预设命题的研究范式，并不足以支撑对不同国家差异化实践的认识和解释。其二，国家与社会呈现“二元和对立”“冲突和控制”的关系范式，也是源于西欧市民社会的崛起而总结出的，但这一关系范式所形成的解释框架并不适合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的社会是在国家主导下成长的，并非是从制衡国家中获取力量。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需要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这就是“国家化”。

    “国家化”是一种基于中国的国家实践，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国家形态的演化必然遵循史情、国情、民情等历史传统和条件，是一种由历史传统和条件所决定的内生演化路径。国家形态在特定社会基础上演进，社会基础不同，国家形态的演进过程和路径也不同。西欧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相伴随，而中国的农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建设相伴始终。农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和决定着国家形态的演化路径和现代国家的建设进程。

    “国家化”是一种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范式，但也具有超越本土经验的“一般”研究能力。国家向社会输入意志，将一个分化、离散的社会，整合为一个拥有国家意识的政治社会共同体，是国家实践的一般化逻辑。

    （《南国学术》2021年第4期 陈军亚）